朱德致毛主席、党中央信

毛主席、党中央：

当我启阅主席亲发之57号文件时，对于叛徒、卖国贼、汉奸、野心家林彪及其同伙叶群背叛党和国家所犯下的罪恶行径，感到震惊之余，亦深感愤慨。继而又研读了主席批发的其他四个文件及相关材料。

当从文件中看到林贼及其一伙，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时，更使我异常愤慨。真是恶贯满盈、十恶不赦。由于主席洞察一切，及时识破了他们的阴谋，他们只好仓皇出逃，自取灭亡，罪有应得，死有余辜。

这颗埋在主席身边的最危险的定时炸弹，自我爆炸，也是一件大好事，它使我党更加纯洁，更加伟大，更加充分地显示出毛主席的英明伟大，这也是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伟大胜利。

我坚定地支持主席以及党中央对林彪反党集团所采取的系列恰当举措；我坚决赞同中央撤销军委办事组，并下令林彪的死党黄、吴、李、邱等人停职反省的决定；我亦坚决支持军委办公会议及中央专案组的成立。我誓将坚定地站在主席的立场上，与全党全国人民并肩作战，共同揭露并谴责这个无耻的叛徒。

近期，我反复回顾了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历程，以及对林彪其人的思考，深感他走向反党反革命的道路并非偶然。林彪出身于地主阶层，他的个人英雄主义和野心家的阶级烙印，在井冈山时期便已初露端倪。当时，为了武装地方游击队，党组织试图从他所在的连队中抽调人手和武器，但他却拒不从命。他置党和革命的大局于不顾，死守着狭隘的小团体利益，这实际上是一种扩大了的个人主义行为。

自井冈山创立军队之际，我军便确立了军事人员须服从政治委员指挥的制度。然而，有人对政治委员的领导职能持有怀疑态度，并拒绝接受其领导。对于党组织派遣的政治委员，他们往往不予配合，不服从其指挥，甚至有人被排挤出队伍。他们更倾向于依赖政治部主任，以便实现个人独裁的意图。

他历来对上级抱有轻视的态度。在井冈山时期，身为连长的他，便对营长周子昆同志心生不满，屡屡设法与之对抗。及至他升任营长，便转而反对团长王尔卓同志。再联想到遵义会议后，他公然带头诋毁毛主席，并密谋夺取毛主席的权力，以及此次图谋加害毛主席，公然造反，企图篡夺党的领导权，这些行为无不根植于他的阶级立场和历史渊源。

在毛泽东思想日益深入人心，国内外革命形势日益高涨的大好形势下，在他们的反革命勾当不能得逞的情况下，他们窃机向苏修方向逃窜，看来他与苏修及其豢养的汉奸王明是早有勾结的。

抗战时期他在苏修养病多年以后回来（中央应当认真审查他这段历史），便极力吹捧蒋介石有什么“和平诚意”，并积极要求去“说服”蒋介石不要和共产党搞摩擦。在他一再要求下，中央允许他去重庆“说服”蒋。去了一个多月，毫无结果而归。联想到当时王明一伙的“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看来他们是有国际背景的一路货色。

最后，我恳切希主席多多保重、永远健康长寿，这也是全党、全军、全国和全世界人民的希望。

专此敬礼

余容后呈

朱德

1971年10月22日

陈毅揭发林彪

深入揭露背叛党、出卖民族利益、陷害同胞、心怀叵测的野心家林彪，在早年所犯下的严重反党错误与罪恶行径。

林彪是大叛徒，逃跑分子。

在我记忆中，1927年南昌起义的部队从广东迁往江西大庾之际，林彪时任第七十三团第二营第七连连长。他曾擅自离队，企图逃向梅关，但中途又折返回来，表示愿意留在部队，不再离开。他向我透露，沿途的百姓搜刮民财、殴打行人，甚至有惨绝人寰的杀人事件，因此他不能再继续逃跑。这表明，大叛徒林彪在动摇与逃跑之间挣扎，由于陷入绝境，才不得不重返队伍。

二、大叛徒林彪长期倚重封建关系，私相授受，选拔亲信。

林贼在执掌第七连连长之职时，便安排其表弟担任勤务员一职，并将连队的一百二十元毫洋伙食费交由其表弟代为保管。然而，该犯人竟在背款之后，潜逃并投敌叛变。

自井冈山会师之后，红军在1928年的某次激战中，再度将其表亲俘获。林彪贼子竟无视敌我界限，竟将此罪犯重新启用，任命其在团部担任勤务员，使其手持手枪频繁出入团部。直至团领导察觉后，方将其驱逐。此事实表明，大叛徒林彪任用亲信、破坏党的行为并非始自今日。

三、林贼虽在言辞上标榜支持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实则早年便屡次违反红军纪律。他常与勤务员等一众亲信聚餐饮酒，每至一处，便擅取民间鸡只而未付分文。虽经批评有所节制，但不久后又故态复萌。

四、在主席的带领下，红军第四军自井冈山启程，向赣南实施战略转移。抵达大庾城后，二十八团负责对新城、赣州两地进行警戒。然而，未曾料想，就在黄昏降临之际，敌人突然发起了猛攻，一场激战随即展开。

昔时，主席亲临前线阵地，审视战局，察觉二十八团未能积极组织有效抵抗，且边战边退，林贼率部尾随其后。主席随即下令，务必指挥部队打好这一战，击退敌军，否则将严重影响后续转移之战略布局。

林贼对主席的指示置若罔闻，竟然径自冲过主席身旁，急速奔向安全区域，全然不顾主席身处敌人追击的险境，只顾个人安危。

我目睹了这一幕，力图阻止林彪离去的脚步，但他的目光却置若罔闻。多亏随后部队击退了敌人的进击，才得以确保主席的安全。这桩林彪临阵退缩、不顾主席安危的严重罪行，暴露了他对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感情全无。这一事件对我影响深远。

五、大庾战役结束后，当晚，我们在距离大庾约四十里的杨梅地区进行队伍整饬。期间，发现二十八团的党代表何挺颖在战斗中不幸受伤。主席指示我转告林彪，要他务必好好照料何挺颖同志，并设法将他安全抬离战场。

我向林彪传达了主席的指令，并特别指出何挺颖同志是从三十一团调来的优秀成员。强调无论如何都必须妥善照料，确保何挺颖同志安全撤离，以免对两支部队之间的关系造成不利影响。

林贼当时信誓旦旦，然而事态发展却令何挺颖遭受遗弃。事实上，当时将何挺颖安全撤离并非不可行；然而，他的被遗弃事件，林贼显然承担了不小的责任。这无疑是林贼自私自利，对同志、对战友缺乏革命情感的又一明证。

六、在寻邬圳下激战中，我军军部不幸遭受敌人突袭，毛主席及朱德同志面临了极大的危险。当时，林彪率领的部队负责担任警卫任务，然而在军部遭受袭击的关键时刻，林彪未能及时保护军部，反而擅自离开，上山避难，由此对军部遭受攻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事后，我对他进行了批评，但他不仅不认错，反而试图推卸责任，狡辩称军部曾命令他带领队伍提前抵达罗浮嶂，并未赋予他掩护军部的任务。林贼一直以来只顾个人利益，对领导同志的安危置若罔闻，这种自私自利的行为在早年便已显露无疑。

第七节：经过在圳下的激战，我军陷入了极其艰苦的境地。我仍清晰记得，前委曾对可能出现的敌军前后夹击、导致部队建制混乱的严峻情形进行了深入讨论，并据此作出决策：一旦遭遇如此严重局面，部队将分为三路灵活行动。主席率领第三纵队为一路，朱德同志指挥第二纵队为一路，而我与林彪则共同领导第一纵队为一路。

然而，当时干部与战士们均不愿意分散。尽管多次作出分散行动的决定，却始终难以实现。这一情形彰显了干部与战士之间，以及领袖与干部战士之间的无产阶级革命依存关系和战斗团结。在那个时刻，这样的景象尤为感人，时至今日，依然令人难以忘怀。

林贼面对如此局面，情绪低落，消极悲观，屡次鼓动我分兵而行，偏离既定路线，另辟蹊径，意图将毛、朱二人甩开。他声称，与毛、朱同行目标过于显眼，不利于队伍的隐蔽与安全，亦不利于摆脱敌人的追击。

起初，我并未赞同，导致队伍未能迅速展开。林贼无视革命的整体利益，意图逃离领导团队，企图将领导同志置于困境，以便自己得以脱身，然而，他的阴谋并未得逞。

八、不久前，红四军第七次大会圆满落幕，主席提议，从红四军的各个连队中各抽调一个班，以强化闽西地区的地方武装力量，进而组建第四纵队。

林贼竟公然挺身而出，对主席的提议表示坚决反对，以至于主席的高瞻远瞩未能得以落实。此行为充分暴露了林贼基于狭隘的本位主义立场，对主席提出的既重视主力又兼顾地方的正确策略所犯下的严重错误。

九、在一九二九年，彭德怀成功从井冈山突围，与主席在余都重逢。尽管如此，主席依然指示彭德怀返回井冈山继续开展工作。不久，红四军抵达瑞金。主席审慎观察了全国局势，认为江西的形势最为有利，进而提出了力争在一年内巩固江西的计划。

林贼对于彭德怀四处游击的生涯颇感艳羡，却对主席所提出的“一年内争取江西”的宏伟计划表示了异议。他坚信全国及江西的革命形势不会迅速崛起，并指出江西福建的民众对于征兵的抗拒。林贼的消极与悲观情绪浓厚，深恐敌人尾随追击，因此倾向于采用分散游击的战术。然而，主席始终以极大的耐心对他进行教诲。在四军九次大会之后，主席亲自撰书一封题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长信，针对他消极悲观、对革命失去信心的错误思想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此信经油印后，在军中与民间广泛流传，对指导当时革命斗争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然而，到了一九四八年，林贼竟矢口否认曾见过此信。主席英明神武，早年便洞察其真面目，此信对其自诩始终正确构成威胁，故而极力否认。此番行径暴露出大叛徒林彪对主席极不忠诚，玩弄两面手法，是对主席的又一次重大背叛。

第十节：一九二九年十一月，我自中央归来，首站拜访了林彪的部队。林彪贼子询问了我此行中央的种种，我向他汇报了中央的指示，即令我负责筹备欢迎毛主席重返部队的仪式。同时，我也向他了解了部队的近况，他告诉我，几个纵队的司令员间团结和睦，先前那批政治投机分子已被妥善处理。

林贼将政治工作人员诬称为“政治小鬼”，这揭示了其一贯抵制政治工作的立场。

十一、红军在梅县遭遇挫败之后，部队转战至上杭与长汀之间的官庄。彼时，我军的主要使命是热烈欢迎毛主席重返部队，以便统一全党全军的思想路线，应对全国范围内的蓬勃发展态势，进而推动全国革命事业的飞跃。然而，林贼却提议召开前委会议，商讨他提出的分散进行游击战的策略。在会上，林贼多次重申他在永定、上杭地区分散游击的经验。会议期间，双方争论颇为激烈，尽管林贼的提议未能获得通过，但他依然坚持保留自己的意见。

林贼始终推崇采取分兵游击的策略，实则反映了其对国家革命前景的悲观与失望。

十二、在四军九次代表大会圆满结束后，得益于毛主席英明正确的指导，全军上下团结一心，焕发出全新的气象。毛主席及前委带领二纵队，在龙岩、大小池、古田等地与闽西地区的负责同志深入探讨并安排地方工作。而林彪指挥的一纵队和三纵队则在新泉、朋口、长汀等地积极开展群众工作。

听闻江西之敌意图自瑞金发起攻势，林贼未向主席与前委请示，便擅自率领队伍逃离。直至主席率领的二纵队途经清流、宁化、归化、广昌，抵达宁都的东韶，方才追赶上三纵队。

事后，我严厉批评了林彪在九次大会之后，竟然不进行请示，擅自做出分兵的决定，这一行为无疑是错误的。林彪贼子对此死不认错。他闻讯后便逃离现场，既不请示也不报告，这种行径暴露出他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性，堪称是分头逃窜的又一罪证。

十三、在1932年第四次围剿行动前夕，我任职于江西军区。据前线传来的消息，红三军团彭德怀部曾遭遇第二师师长郭丙生叛变投敌的严重事件，导致部队士气低落。在小元会议上，林贼与彭德怀均提出要脱离主力部队，转而进行游击战。这一情况，我虽未亲眼目睹，但确有听闻，尚需进一步核实。然而，林贼在面临困境时，总倾向于放弃主力部队，转而采取分散游击的策略，这种想法确实是他的一贯作风。

十四、在那年的延安，我与林贼的交往并不多。曾有一次，我向他询问有关第三国际的详情，他却极力夸赞季米特洛夫、曼努也尔斯基、艾尔科里（亦即意大利的陶里亚蒂）等人士。他形容这些人外表看似长者，实则才干非凡。林贼对他们的过分赞誉，似乎与此次慌乱的出逃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

十五、另有一次，林贼对延安的抢救运动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指责审查叶群的行为是针对青年的暗害，并对叶群极尽赞誉之词。然而，林贼此番叛国投敌的行为，反而进一步证实了当时审查叶群的必要性，遗憾的是，审查并未彻底到位。

以下是我目前所能追溯的林贼罪行的部分记录。通过这些案例，我们可以窥见，林贼在早年便屡次公然对抗毛主席，在革命的关键时刻，对中国革命持有消极和悲观的看法，不止一次地动摇意志，意图逃离战场，企图分裂红军。林贼性格阴险狡诈，善于玩弄两面手法，培植亲信，专事阴谋诡计，这已成为他的一贯作风。而此次他竟胆敢图谋加害主席，背叛党和祖国，绝非偶然之举。

我并不否认，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下，林彪同志曾为党和人民事业作出过一些积极贡献。回顾1928年的湘南进军，我确实犯了错误，但林彪同志在桂东一役中的指挥是正确的；在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我虽曾反对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但林彪同志却通过书信表达了对毛主席路线的支持，这一点也是不容置疑的历史事实。在揭露林彪同志罪行之际，我承认自己历史上所犯的这两次重大错误，以及文化大革命期间所犯的严重错误。

事实仅供参考。

03 聂荣臻揭发林彪

我与林贼的认识经历了一段演变。早年，在苏区时期以及长征途中，我对他印象是：他年轻气盛，城府不深，打仗时颇能深思熟虑，但个人英雄主义色彩鲜明，对批评总是置若罔闻，更遑论自我反省；在关键节点上，他并非对毛主席忠诚不渝，反而时常站在毛主席的对立面；每当教条宗派集团、彭德怀、张国焘等人试图拉拢他时，他便表现出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意图寻求靠山。

平型关战役一役过后，我们便各自散去，此后联系渐稀。待至全国解放，他则长期沉疴在身，休养疗疾。

自第一次庐山会议结束以来，他接手军委事务，高举红旗以反红旗之姿行事，声调日渐激昂，巧妙地掩饰了他那野心勃勃、暗藏阴谋、双面反革命的真性情。

同时，由于我自己一头扎到科技业务堆里，没有很好学习主席著作，路线觉悟低，看不出问题，因此，还误以为他拥护毛主席，宣传毛泽东思想。所以，在军委工作中，我对他是尊重的，支持的。

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他被确定为接班人，我对此表示坚决支持。尽管我清楚他在历史长河中曾犯下过失，但我相信，鉴于他当时尚年轻，并在主席的长期教导下，他或许已经认识并改正了这些错误。此外，他在历史上也确实做出了一些贡献，因此，我对他的接班人身份充满信心，毫无疑虑。

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我们揭露了陈伯达、黄、吴、叶、李、邱等人的罪行，初步意识到这些罪行可能与林彪有关。然而，我们未曾料到他竟如此阴险狡诈，对毛主席怀有如此深仇大恨，竟然密谋加害毛主席，背叛祖国，投身修正主义，沦为可耻的汉奸卖国贼。如今，真相终于大白于天下，令人震惊之余，更是愤怒不已！这位野心勃勃、阴谋诡计满腹的阴谋家，最终走上了自我表演、自我毁灭的道路，自作主张，自取灭亡。

因此，我更加深切地认识到主席的英明与伟大，他的洞察力无所不至，使得这场反革命政变得以彻底挫败，这无疑是我党历史上的一件大喜事。回顾五十年的亲身经历，我深刻体会到一个铁的规律：任何企图分裂党、策划阴谋、反对毛主席的人，都不会有好下场，这真是一个不容置疑的真理。

野心勃勃者、暗中策划者、卖国罪人林彪，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犯下了诸多令人发指的罪行。

（一）在攻克漳州之后，林贼在筹措资金的过程中，曾对“左”倾行为予以资助。

1932年春季，红一军团一经成立，毛主席便率领一、五军团南征，深入福建，攻占漳州。这场战役的每一个环节，都凝聚了毛主席亲自部署与指挥的智慧。攻克漳州后，部队在漳州、漳浦、石马等地积极筹措资金，严格执行主席所指示的正确经济政策，使得商业活动并未中断，店铺门庭若市。

例如，面对陈嘉庚的款项派遣，他本人拒绝缴纳，于是我们仅依法没收了与其所派款项等值的物资，做法公正且合情合理，并未额外增添。陈嘉庚在事后甚至称赞了我们的做法。

自主席离任后，林贼便伙同红三军高自立等人在漳浦地区推行“左”倾举措，对那些拒缴款项者，强行押至街衢，施以非人折磨，宣称是为民众树立示范。此举导致不少商铺纷纷闭门谢客，小资产阶级人士心生反感，甚至工人与农民亦抱有疑虑，政治影响恶劣之极。

我坚决主张改正这一做法。然而，林贼却力挺高自立的做法，声称若不如此，便难以筹集资金，而资金短缺便无法支撑战事，竟将红军的政治影响力置之不理。这场争论持续发酵，直至我们自漳州归来，在军团政治工作会议上才得以平息。

（二）林彪偏袒教条宗派势力，大肆宣扬“短促突击”的战术。

那是一九三四年，当第五次反围剿的战局拉开序幕之际，教条宗派集团对毛主席所倡导的军事策略持有异议，他们鼓吹所谓的“短促突击”策略，主张与敌军进行消耗战。然而，这种做法在战略与战术层面均存在严重错误，导致我军陷入了极为不利的境地。

彼时，林贼撰文《论短促突击》，力挺李德，此举深受教条宗派集团青睐。此事不仅关乎军事战略的分歧，更显现了林贼对教条宗派集团的政治立场。

聂荣臻、林彪曾共事红一军团

（三）在长征过程中，部队途径广东的乐昌及九峰山区，林彪无视整体利益，不遵从军委的指令，一心只想逃离。

同年十月，中央红军踏上了长征的征程。彭总率领右翼部队，而我则率左翼军前行。我们依次突破信丰与安远之间的第一道封锁线，继而又在城口越过第二道封锁线。与此同时，广东的军阀部队已紧急驰援，意图在乐昌一线对我们形成阻截。

彼时，一军团肩负的使命是突破乐昌北部的九峰山防线，同时派遣部分兵力掌握该山的关键阵地，以保障九军团及中央纵队的跟进。然而，林彪却置整体战局于不顾，仅着眼于个人逃生，力主放弃占领九峰山，带领部队沿山下大道逃离乐昌。

我不赞同林贼的观点。当时的情况是粤军乘坐火车，而我军只能徒步前进，这样的速度如何能与敌人相比？如果我们选择通过乐昌，无疑会遭遇敌军。作为先锋部队，我们肩负着掩护的任务，不能只顾自己快速行进而置整体安全于不顾。若不掌握九峰山，一旦敌人截住我们后续的部队，将造成巨大损失，严重破坏长征的既定计划。

左权随后提出了一项计划，派遣一支连队先行进行侦查。部队随即沿九峰山推进，稳固了关键阵地，为后续部队提供了掩护，最终胜利抵达宜章。

后续侦察显示，敌军已推进至乐昌地区。若继续沿林贼的逃窜路线行动，恐将使我九军团及中央纵队面临极其危险的境遇。林贼一心只想逃离，对后续部队的安全置若罔闻，其恶劣行径令人义愤填膺。

（四）在遵义会议之前及会议期间，林贼表现出了模棱两可的态度。

在毛泽东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一、二、三、次反围剿均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尽管在第四次反围剿中，由于主席的军事思想已深刻融入红军，以及教条宗派集团的部分瞎指挥尚未完全得以实施，但最终还是赢得了胜利。然而，从第五次反围剿开始，由于教条宗派集团的错误指挥，我军陷入被动，屡遭挫败。部队干部逐渐认识到了教条宗派主义带来的危害，纷纷要求主席再次挺身而出，领导我军作战。

在1935年一月的开端，我军踏入了遵义的城门。紧接着，一月八日，一场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召开，确立了毛主席的领导地位。自此，中国革命历经一个又一个胜利，实现了党的历史的伟大转折。

行军至遵义之际，我因足部受伤，只得乘坐担架。王稼祥亦同我一般，同样倚赖担架。于是，我们常有机会促膝长谈。彼时，我们一致认为博古、李德等人不足以胜任领导重任，亟需进行领导层的改组，并力主邀请毛主席亲自执掌领导权。

林彪在遵义会议前后均未曾公开发表言论，其态度显得模糊不清。近期，却有人试图为林彪进行辩护，声称他在遵义会议上发表了重要演讲，并四处搜寻所谓的“重要讲话”。然而，这纯粹是对历史的曲解。回顾后来的诸多事件，林彪这位表里不一的人物，当时的真实想法明显是反对毛主席的。

（五）穿越金沙江后，林贼公然致信，诉求对毛主席进行撤换。

遵义会议落幕之后，原本计划渡过长江，直取四川。然而，在攻打土城的战役中，彭德怀亲自领军，却未能取胜，导致我军伤亡惨重。蒋介石随即调动他的精锐嫡系部队，以及川、黔、滇、湘等省的军阀势力，全力对我军进行围追堵截。

当时我军将士疲惫不堪，若一味西进横渡长江，一旦敌军追至且无舟可借，我军恐将沦为江边之亡魂。然而，主席洞察敌情，英明决断，调整了既定的渡江战略，转向滇东北的扎西（威信）地区。各省军阀势力以及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纷纷拼力追赶，但敌方后方却显空虚。主席便巧妙指挥，令我们回师东进，二次横渡赤水河，趁机攻占桐梓，重返遵义，继而转向仁怀，实施第三次赤水河渡河，并佯攻贵阳。

在主席的高瞻远瞩之下，蒋介石麾下的数万雄师均受我方调度，蒋介石急忙亲赴贵阳坐镇指挥。然而，我军突然改变方向，向黔南挺进，于贵阳与龙里（龙云的部队驻扎于此）之间直捣云南，将敌人远远抛诸身后。五月初，我们巧妙地渡过金沙江。这场胜利是长征途中的关键一役，充分展现了毛主席卓越的军事智慧与主席英明的指挥才能。

正当我们在贵州地区辗转徘徊之际，林彪与彭德怀竟将主席这一高瞻远瞩的战略指挥诬陷为可能拖垮军队，两人相互声援，公然抵制毛主席的领导。

昔日，三军团作为大本营，博古与张闻天常至其地；李卓然因五军团担当长征后卫，对主席心生不满。那群教条宗派集团成员相互勾结，煽风点火，掀起一股欲更换毛主席领导、拥戴彭德怀上台的邪风。一军团的朱瑞，当时担任政治部主任，亦是该集团的一员。

渡过金沙江后，在会理地区林彪就吵吵嚷嚷了，说这样下去不成，他一到宿营地就给彭德怀打电话，说：“现在的领导不成了，你出来指挥。”我当即批评他说：“你是什么地位，你怎么可以指定总司令，撤换统帅！”

林彪在结束通话之后，即刻致信于主席，竟敢狂妄地要求主席退位，并强行要求我签署同意。

我坚决拒绝签署，随即与他争执起来。我质问道：“革命正处如此危急关头，若不依循毛主席的领导，又有谁能担此重任？！你刚经历了遵义会议，如今却反对遵义会议的决策。你与主席共事已久，在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我们曾成功击退了多次围剿。你理应坚信主席，唯有主席的领导才能扭转当前的困境。”

在我们争执之际，左权、朱瑞、李卓然、罗瑞卿均在场，却无人发声。林彪不顾劝阻，擅自于信件上签署个人意见后便将其送出。此后，主席在会理会议上对林彪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斥责道：“你不过是个孩子，你又能懂得多少！”

（六）一、四方面军汇合之际，林彪在对抗张国焘的过程中，表现出了消极和动摇的态度，甚至产生了向张国焘靠拢的念头。

在毛主席的英明指引下，我党中央红军成功穿越金沙江，历经彝族地域，从安顺场成功抢渡大渡河，跨越夹金山，最终抵达懋功地区。在那里，一方面军与四方面军实现了胜利会师。

我揣测，或许是李卓然将遵义会议前后的情形透露给了张国焘。自此，张国焘处传出了消息，称一方面军内部亦存不和，他趁机利用林彪、彭德怀在遵义会议后对毛主席的反对之机，意图拉拢一、三军团，暗中图谋吞噬中央红军。

自两河口会议落幕翌日，张国焘邀请我与彭德怀共进早餐。餐后，他提出将调拨两三个团（实则约两个营，不足千人）交由我们指挥。我立刻意识到张国焘此举意在拉拢，遂向彭德怀询问张国焘此举的意图。彭德怀未直接回应，只是表示对于拨兵之事，他并不感兴趣。

随后，我们抵达了毛尔盖，途经巴西与阿西，在主席的指导下召开会议，正式成立了总指挥部。徐向前同志担任了右翼总指挥的职务，我们全体人员均隶属于右翼指挥体系。某日，我与林彪同志一同前往右翼指挥部接收指令，晚餐过后，陈昌浩同志说道：“林彪同志可以先行返回，聂荣臻同志请留步，我有事需要与您商谈。”

在我离席之后，陈同志便向我询问了对遵义会议与会理会议的个人见解，并期望我作出明确表态。我回应道，我亲身参与了这两次会议，并且对其均表示坚定的支持，立场早已明确。然而，接下来的讨论并未得出具体结论，我便返回了。

我明白，陈昌浩意图通过让我表态来施压，反对这两次大会，以及毛主席。他为何选择让我而非林彪表态？原因在于他们深知林彪和彭德怀对会理会议及毛主席的反对态度是毋庸置疑的。

此后，当我们身处阿西与巴西地区之际，张国焘通过阿坝地区向我们发出电报，指示我们向西进发。直至事后，方才领悟到，彼时张国焘还暗中下达密令给陈昌浩，若一方面军不愿遵从，陈昌浩可相机行事，以应对对中央的危害。

叶剑英同志时任四方面军参谋长，他及时将密电内容上报给了毛主席。面对紧迫的形势，毛主席果断决策，命令一、三军团及中央直属队即刻启程，奔赴甘肃，以摆脱险境。这在我党历史上，又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激烈斗争。

某日，我向林彪言道：“绝不能继续前往阿坝，我军不能再在草地中滞留。正如主席所教诲的，我们必须迅速脱离草地，前往陕甘地区。”当时，传闻张国焘另有一计划，意图将林彪调入××军，而我则被指派至三十一军担任政治委员一职，但相关命令尚未正式下达。我警示众人，张国焘图谋不轨，意图吞噬我们。

“蒋介石的支持者更多，但这就能说明蒋介石的路线是正确的吗？！”

我始终存疑，林彪当时或许是被张国焘所策反，意图投向他的阵营。幸亏主席果断采取措施，才使张国焘的阴谋未能得逞。

（七）林贼初抵陕北，曾萌生背离毛主席之意，意图转赴陕南开展游击战。

毛主席率领红军成功抵达陕北之际，林彪却心中存有不满，不时流露出悲观失望的情绪。1935年冬季，在宜川，林彪不止一次地表达出想要带领部分部队离开陕北，前往陕南进行游击战的意愿。这充分显示出林彪心怀异志，意图背离毛主席，另辟蹊径，企图创建自己的势力范围。

（八）在召开于大相寺的会议上，林彪未能正视并反省自身的过失。

在红军进行东征之际，主席来电要求我们分拨一部分新兵支援十五军团。林彪接获电报后，言辞间透露出不悦：“不过是区区数兵”，随即怒摔电报，情绪显得颇为烦躁。

一瞥电报内容，我便征询了彭雪峰等人的观点。彭雪峰那时正沉浸于恢复三军团的幻想之中，坚决反对调动。询问下属，他们也纷纷表示困难重重。我自己也陷入了地方观念的束缚，倾向于减少或取消调动。于是，我们回电请求不予调动。

在大相寺的会议中，主席对我提出了不顾整体大局、陷入本位主义的批评，这番指责恰如其分，对我的教诲深刻而深远，同时也对全军产生了启迪。作为政委，我在此问题上负有首要责任。然而，林贼在会上却缄口不言，未进行任何自我批评。

（九）大相寺会议结束后，正值1936年的五月与六月，林彪接到了调任红军大学的命令。在离别之际，他与我交谈道：“多年来我们共事，如今却要分别。过往的分歧，你始终是从组织的角度出发，而我则更侧重于政治的考量。”我回应：“我们所争执的，皆是政治议题。这些问题非一日之功，留待日后详谈吧！”话未及深谈。由此可见，林贼对会理会议的批评，始终怀有不满之情。

以上事实充分表明，林贼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曾多次对毛主席表示反对。直至此次事件，其行径更是发展到企图加害毛主席，投靠敌人，背叛党的事业，成为我党历史上最为突出的个人野心家、阴谋家、大叛徒、大卖国贼，其行为绝非偶然。这枚定时炸弹最终自我引爆，自行作出结论，自行处理，死有余辜。这正是所有反党野心家、阴谋家、卖国贼必然遭遇的命运。

刘伯承揭发林罪行

刘伯承揭发林罪行谈话摘要

1972年3月2日上午

一、红军渡过金沙江后，林贼公然与毛主席对立，竟与彭德怀合谋，试图让毛主席辞去指挥之职。此举在会理会议上受到了毛主席的严厉批评。

在会议期间，毛主席指出他尚显稚嫩，质疑其理解。毛主席强调，此时与敌人正面冲突不可取，采取迂回策略，多绕弯路，往往更为有益。

二、在解放战争的关键时期，林彪将军驻守东北，而我方正全力以赴投入淮海战役的第三阶段。然而，当我随后前往西柏坡向毛主席汇报战况时，得知毛主席曾指示林彪将军进攻锦州，但林彪将军却未遵从命令，执意攻打吉林（长春）。此举导致战机延误，战时进度受阻，毛主席对此表示了批评。尽管如此，林彪将军却对此置若罔闻，不予理会。

传闻当时罗荣桓向毛主席发送了电报，坦白了自己的过失。林彪听闻此事后，竟以讽刺和嘲讽的口吻对罗荣桓说道：“你的电报写得颇为出色，看来你未来大有可为。”

三、入关之后，我们溯江而下，南征江南。当时，并未主动寻求增援，然而，我军抵达之际，林贼亦已派遣其部众前往。我军成功占领广州，林贼的部队亦随之而至。我们抵达雷州半岛，林彪所部随即占领了海南岛；我们挺进广西，林部亦步其后尘，抵达广西。此后，我军转战西南，琼州之战一举解决了胡宗南的主力以及大部分川军，共计九十万人。当时，林彪索要了二十五万兵力，而三野则主动提供了同样数量的二十五万。回顾过往，林彪此举显然是为了扩张其势力。

此后，林彪调遣五十军前往成都，五十七军则被派往重庆，然而，他们的目的并非参战，而是为了抢占地盘、搜集武器。

在云南，情形亦然。陈赓部队攻克云南后，林彪亦随之派遣军队，对敌方退路进行截击，其目的亦在于收集武器。由此可见，林贼策划政变并非空穴来风。早在解放战争时期，他即致力于掌握权力，积累力量，扩大地盘，增强自身势力。

四、那是在杨成武担任总长期间，林贼曾与黄永胜于总参谋部有过一番对话。谈及军队的重要性时，林贼提出，我们应效仿蒋介石的做法。蒋介石能掌握一国的军事力量，便等同于掌握了国家的命脉，这一点值得我们借鉴学习。

以后黄永胜把林讲的话传给杨成武，杨当作“重要指示”又抄给总部的参谋，这样我也就看到了。后来被林贼知道，黄永胜赶快叫杨成武毁掉了。林贼不学毛主席，却要学蒋介石，这也是他反革命的一个罪证。

罗荣桓、刘伯承、林彪、叶剑英、贺龙（摄于1959年10月1日）。

五、某次我造访南京空军俱乐部，发现馆内并未悬挂毛主席的画像，仅陈列了刘亚楼的肖像，并称其为空军的奠基人。这让我想起了在东北时期，刘亚楼曾将损坏的日式和国民党飞机搜集起来，制作成影片，宣称这是空军力量的象征。据此看来，他真的能被称为空军的创始人吗？

刘亚楼离世之后，林彪随即任命吴法宪接任空军司令一职，此举当时便遭到了不少人的反对。此事足见林彪对空军事务的重视由来已久。

继而，他指派李作鹏负责海军事务。李作鹏在江西苏区时期曾担任译电员，年纪虽轻，却颇具心机，行事不羁。陈光，时任一一五师副师长兼后任师长，他性格骄傲，偶有过失，但这些均为内部矛盾。李作鹏假扮成朋友，试图套取陈光信任，他谎称自己在香港有联系人，进而推测陈光与蒋介石有所瓜葛，导致陈光自焚。李作鹏此行为纯属间谍伎俩，然而林彪却因此事对他青睐有加。

六、毛主席教导我们，历史本质上是一部阶级斗争的历史。然而，林彪却对政变现象有着深入的研究，他特意搜集了大量政变的案例。这充分表明，他策划政变的意图早已蓄谋已久。

刘伯承同志在临终之际曾言，林彪其人表里不一，当面一套，背后又是一套。我与林彪相交数十年，未曾听闻他吐露过一句真言。此次与林陈反党集团的斗争，绝非轻而易举之事，我们必须心中有数，严守政策。自建国以来，高饶、彭黄、刘少奇、林陈四次反党事件，其背后主要推手均为苏修，因此，我们必须高度警惕苏修的颠覆企图，此乃至关重要之事。

05 肖克揭露林彪

本月二日，我聆听了关于大阴谋家、野心家、叛徒、卖国贼林彪问题的通报，内心充满了深切的愤慨。林彪竟敢多次试图加害于我们党、我们国家以及全世界人民敬爱的毛主席，其行径之卑劣，令人发指。在谋反未遂后，他又企图南逃，另立中央，勾结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势力，挑起反革命的内战。其心机之毒辣、手段之阴险，简直超过了老叛徒陈独秀、张国焘以及汉奸卖国贼王明等人。

自我党成立以来，历经十次重大的路线斗争，其中林陈路线的斗争尤为激烈。林彪及其一小部分死党背叛党与国家，其覆灭之迅速、结局之凄惨，更是超越了历史上任何叛徒与卖国贼。

在处理这场反革命事变的过程中，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事先对中央内部及党内阶级斗争的微妙动向进行了细致的观察，于细微之处洞察事机。秋日南巡之际，毛主席再次强调了“全党干部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摒弃修正主义；必须团结一致，避免分裂；必须行事光明磊落，杜绝阴谋诡计”的原则，以此启迪各地同志提高警惕。正是由于这一系列的举措，才避免了事态的恶化。事变爆发后，毛主席采取的措施得当，确保了全国秩序的稳定如常。

这再次彰显了毛主席的英明与伟大；展示了历经五十年锤炼的党的伟大、光荣与正确。同时，这也重申了历史辩证法的不变性：无论叛徒、汉奸还是卖国贼，无论其职位多高、名声多大，最终都将因自身堕落而迅速、彻底地垮台。林彪便是这样一个在历史审判台上被宣判死刑的典型，他选择了仓皇出逃、投敌叛国，最终走向了自取灭亡的结局。

（—）林彪是不是一贯正确、完全正确和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

中央通知指出了林彪历史上几个大错误“土地革命初期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毛主席曾写长信教育他；遵义会议后带头攻击毛主席，妄图夺毛主席的权；解放初期伙同刘少奇反对毛主席抗美援朝的主张；文化大革命中提出“带枪的刘邓路线”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党乱军主张等，这就足以说明林彪并不是一贯正确和完全正确的了。除中央已指出的外，就我所知道的揭发于下：

一、在南昌起义遭受挫败之后，于向湖南进发的征途中，有人试图逃离。

南昌起义的挫败之际，林彪所隶属的二十五师自三河坝转战至湘南。在此过程中，林彪曾萌生逃跑的念头。这一细节，林彪在1929年夏日不慎透露。当时在闽西，我与支队党代表高静山（已故）一同前往纵队司令部，恰逢林彪。在交谈中，我们提及了陈毅同志（彼时陈毅已从第一纵队党代表调任军政治部主任），林彪对陈毅颇有微词，愤然表示：“陈毅这人为人十分专横，动辄责骂，我们前年自三河坝撤退时，本想逃离，但又恐被抓捕后遭受枪决。”

二、我军在1928年秋季从湘南撤回井冈山后，耿凯（长征途中的烈士）曾与我言道：“林营长在郴州意外获得了丰厚的财宝。郴州之战，×××（具体人名已遗忘——注）意外获得了五筒银元，价值两百五十元，以及七个金戒指。恰巧，他遇见了林营长，这些财宝便落入了他手中……”

我说没归公？耿答：“归哪公！”

此事于1929年得以证实。一次，我们谈论到大庾县所遭遇的败仗，林某不经意间提及，在撤退途中，其挑夫遗失了他的小箱子，箱中装有百余元银两以及七个金戒指。我此前曾听闻耿凯讲述他如何发家致富，他所提及的金额虽略有出入（半年后因开销有所减少），但七个戒指的数量却是准确的。耿凯的言辞因此得到了验证。林彪在郴州大捞横财，恰逢毛主席宣布三大纪律三个月之后。耿凯与我均感同身受：你似乎并非那么纯朴无邪啊！

三、林彪的右倾思想，自红四军撤离井冈山之际便已萌芽。

在讨论井冈山事宜的过程中，部队各级党委成员中，林彪屡次强调：“当前，边界地区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仅靠红米和南瓜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必须主动出击，否则，将难以维系现状。”此观点亦在白露大会上的发言中得到了重申。

林的思想与毛主席的观点形成了鲜明对比。毛主席致力于在赣南广大地区展开广泛的游击战，而林则源于“难以维系”和对红米南瓜的不满，秉持着一种右倾的消极态度。这恰与当时某些人提出的“红旗究竟能坚持多久”的右倾疑虑相呼应——尽管言辞各异。下山之后，林依然沉浸在悲观与失望之中，甚至对毛主席在一定时期内夺取江西的策略持反对意见。

四、林彪军阀主义。

在井冈山及粤、闽、赣边境开展游击战期间，他尤为注重强化军官的职权，对政治机关和政治干部则相对缺乏重视。

1928年冬日之初，毛主席与前委委派何挺颖同志担任二十八团的党代表及团委书记。当时，林同志正在后方休养，不久便归队。他召开了一次军官会议，却并未与何挺颖同志商议，也未为他安排在会议议程中的位置，更未向与会者介绍何挺颖同志（因他到任不久，尚未与全体干部有过交流），会议便由林同志亲自主持并发表讲话，而何挺颖同志则被置于一旁——与我们的普通干部一同坐在下面聆听训话。林同志的讲话冗长，会议结束后便宣告结束。对于林同志对何挺颖同志的态度，我们心中颇有微词，会议结束后，大家也对此进行了讨论。

何挺颖勤勉工作，入团未久，二十八团的干部对他印象颇佳。然而，林对其态度淡然，甚至有些微嫌。在参与大庾之战时，何挺颖不幸受重伤，却无人搀扶抬送，夜间坠马，不幸被马踏身亡。何挺颖的离世，与林平时对他的态度有着密切的关系。得知此事的三十一团战友们义愤填膺，有人直言：“若何党代表当时在三十团，便不至于遭遇此劫。”（何原本担任三十一团的党代表。）

林彪对军官的职权十分重视，却过分强调了行政权力的作用。他对“层层节制”这一理念情有独钟，并曾阐述道：营长职责在于有效管理四个连长，而连长则需妥善管控三个排长……他很少与士兵及基层干部接触，更是鲜少与他们进行轻松的交谈，更别提说笑了。

他言道：“治军需严谨，怀菩萨般仁慈之心，施雷霆万钧之力。”一九二九年夏季，在闽西的虎冈，纵队司令部的勤务员，一位来自湖南宜章的同志——我在宜章农民团任连长时曾是他麾下的士兵，因擅自拿走了百姓的物品，林将军便将其唤来，一番询问后，便立刻拔枪将其当场击毙。

那年寒冬，于古田之地，第一支队部中一炊事员竟盗取了民众的一双鞋。事态查明后，支队支队长王良、政委李赐凡遂将此事上报至林处。林闻之，即刻下令严惩，最终由支队依法执行枪决。

“你试试看吧。”于是，他在三纵队中实施了这一制度。然而，由于我军拥有党的领导，且士兵大多是从土地革命中受益的农民，他们具备强烈的阶级意识，经过长沙、吉安等战役的历练，战斗力迅速提升。他误以为连坐法的效果显著，便在红四军中首次推广这一制度，并美其名曰“革命的连坐法”。在第一次、第二次反“围剿”取得胜利之后，红军的战斗力普遍有了显著提升（而其他部队并未实施连坐法），因此他也不再提及此事。

五、回顾一九四五年夏季在延安举办的华北座谈会，在讨论对彭德怀在临汾举办的华北局及八路军军委分会传达中央十二月会议精神进行批评时，林指出，他本人当时对于会议中过分强调运动战的倾向持有不同意见。我回想起来，林并未提出过这样的主张。在会议间歇期间，我曾向其他与会同志进行过询问，但他们均表示并无此印象。

两天后，有人出示了会议的个人记录，林彪的态度与十二月会议时一致，依旧坚定地支持运动战。然而，面对这份记录，林彪并未坦率地予以认可，反而表现出怀疑的姿态。尽管如此，他亦无力进行反驳，这让我们感到十分不悦。

六、1949年夏日，长沙实现和平解放之际，国民党方面以桂军为主力，在湘南及广西部署了二三十万军队。毛主席接连发出两次电报，指示针对桂系展开作战，务必采取战略大包围的策略。他要求以主力部队由北向南推进，其中一部主力应从黔东南地区切入广西西北部。同时，他下令第二野战军陈谢兵团沿西江一路西进，与桂军作战形成配合。这无疑是为对付最狡诈阴险的军阀白崇禧及其较为机动的桂军制定的最恰当的战略。然而，林彪却迟迟未采纳此方针。他偏好于在湘南地区从战术层面捕捉敌人，部队在酷暑中频繁调动，直至在衡宝线上成功围困了敌人三个师以及一个团。

尽管击败了该敌，然而敌方主力退守广西，此后我们便丧失了从战术上捕捉敌人的良机。经过一段时间的停滞，林彪最终心灰意冷，这才采纳并执行了毛主席提出的战略大包围策略。

三十八军与三十九军穿越黔东南，翻越巍峨的大图山，进入广西西北部。陈谢兵团沿西江流域进入广西境内，与此同时，五个军从湘南地区进发，共同构成了一场战略性的大包围。白崇禧面临三面夹击，战略上陷入被动，指挥步调紊乱。仅仅经过五十天，对桂系军队的作战基本宣告结束。我认为，林彪并未充分执行毛主席对湘桂战役的指导方针，至少是在执行力度上有所折扣。

七、随着衡宝战役的落幕临近，我们手头关于敌军兵力的情报出现了两种说法。一种情报指出，敌军由第七军的三个师以及第四十六军的第三十八师组成；另一种情报则表明，敌军包括了第七军全体以及第三十八师的一个团。由于战斗刚刚落下帷幕，情况尚且不甚明朗，林某便立刻向上级报告称，我军已成功消灭了敌军四个师以及一个军部。

桂军后撤至湘桂边境进行布防，不料发现三十八师正集结于全县周边地区。我曾向林提及此事，他却认为信息不可信，并未予以纠正。我自感不便再行提及。

在我看来，不论战场上减少或增加一个师的损失，对整个战局并无根本影响。然而，为何会有夸大报告的现象出现？我觉得林彪在战果尚不确定时急于求功，一旦结果明朗又要维护形象，这种做法显得不够坦诚。

上述诸多问题，随着时间的流逝，加之林彪同志曾对党的事业作出过有益的贡献，渐渐被人忽视或淡忘。直至林彪同志的问题被传达开来，人们才逐渐回想起这些往事。

（二）林彪在面对个人过失时，始终抱持着讳疾忌医、拒绝他人触及痛点的态度。即便我与他多次共事，参与各类会议，亦未曾目睹他进行自我反省，更不允许他人提出批评。一旦有人敢于指出问题，便会遭受他的打击与报复。

在土地革命初期，谢唯俊（后于陕北英勇就义）曾向他提出过批评。林某曾两次在纵队委员会中，因谢未佩戴军帽而斥责他，认为其有损军风纪。当时谢唯俊担任第一纵队的政治部主任，林某时常对他施加压力，使他感到困扰。关于此事，当时代理军委书记的熊寿祺（后于1930年夏被派往上海中央联络，不幸被捕，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直至解放后才得以回归）曾向我询问过。

又如在一九五〇年，邓子恢同志自京返汉口，于中央局会议上传达了中央的指示。他提出，中南局于1949年夏季提出的将中南地区中心工作重心置于乡村的口号是不当的。我对此表示赞同，并表达了与中央意见一致的看法。然而，林彪并未直接指出中央的观点有何不妥，反而指责我存在错误，这无疑是对一切的全面否定。会议持续数日，最终并未得出明确的结论便草草结束。自此，林彪对我产生了强烈的反感。

有人议论，1950年我被调至军委，乃是因为林某的不满所致，然而这究竟是否属实，我不得而知。然而，1951年冬季，林某以不满的口吻对我指出，我在中南局的发言存在错误，并认为那是资产阶级思想的体现。我则认为，党员在会议上提出意见，即便是错误的，也是应当允许的，但林某似乎并不接受这一点。这些行为，在我看来，都是一种打击和报复的手段（关于汉口之事，我心中长期萦绕，直至1969年秋季才进行了反思——详见1969年十一月中旬报送中央的《历史思想总结之八——在四野工作中的问题》）。至于这些做法是否正确，还需进一步深思熟虑。

在土地革命年代，向其提出建议便显得颇为不易，更遑论进行批评。在会议场合，他总是以一副掌控全局的姿态出现，令人感到忐忑不安，甚至心生畏惧。对于自身的错误，他既不进行自我反省，亦不允许他人提出批评，这种态度充斥着封建主义与资产阶级的权威观念，流露出极端的个人主义与唯心主义倾向。

在主席长期而耐心的教导下，我有所进步，然而在社会主义革命进入尾声，即将彻底消灭剥削制度和铲除一切陈旧事物之际，那些潜伏的弊端再次爆发，并且恶性膨胀——竟堕落到企图篡党篡军，借助黑帮和特务的勾当谋害毛主席，妄图分裂我们党和军队，发动反革命的内战，直至沦为汉奸卖国贼。

即便对其历史背景一无所知的人，亦难免感到震惊，即便是多少知晓他一二的人，亦难免为之惊愕。在历经十次重大路线斗争的历程中，林彪言不由衷，恶行累累，堪称阴险、狡诈、毒辣之极致——我亦赠予他几个“最”字，以彰显其本性！

（三）林彪长期自诩为始终正确、绝对正确，广泛散布此类言论，尤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其影响更是无处不在，无所不及。

在江西岁月，他自称是最缺乏封建思想的代表。在七大时，冀察晋代表团中有人宣称他始终正确无误。尽管我们中的一些人知晓，在土地革命初期，他对革命的前景曾感到悲观并失去信心；而在遵义会议后，尤其是在渡过金沙江和会理会议期间，他甚至带头对毛主席等领导人表示反对，但这些事实并未被公开提及。

七大之后，在延安举办的华北座谈会上，林彪对彭德怀进行了批评，然而并未提及彭德怀在会理会议期间所犯的错误，此举显然是为了掩饰自身的过失。另有一次，林彪却在另一场合声称自己在临汾会议上的立场是正确的。

自那以后，直至主掌军委事务，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后，他的地位日益崇高，声望更是显著提升。然而，他依旧如昔，既不进行自我批评，亦不允许他人对他提出批评。

在那些阿谀奉承者的夸大其词之下，“一贯正确”、“绝对正确”、“最”等赞誉之词，在全党、全军、全国范围内变得合法化。撰写文章、发表讲话若不遵循这一准则，便被视为不合时宜。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广泛的宣传，一般干部、党员以及群众，普遍只知晓其优点和夸大其词的一面，而对于其错误与捏造的历史真相却一无所知。

在去年的十月至十一月间，我有幸参加了江西省老干部学习班。行程贯穿南昌、吉安、井冈山等地，直至宁冈、永新、萍乡、安源、韶山、文家市、高安等众多地方。在这些地方的展览馆及宣传资料中，我发现大量内容都在宣传林彪，而且其宣传口径普遍相似，甚至雷同。其中不乏伪造、夸大其词、误导观众的内容。例如：

将林彪尊为南昌起义的第二号领导人；林彪率领南昌起义的余部抵达井冈山，与毛主席胜利会师；湘南起义的部队亦在井冈山与毛主席会面，而林彪则是首位与毛主席相见者。在1928年七溪岭之战中，林彪主持战地会议，提出“三猛战术”，成功击败了杨池生师；同年八月，林彪率领一营在桂东击败来犯之敌，尽管我军勇猛作战，但此战却以败局告终；在井冈山挑运粮食上山的过程中，林彪找到了自己的休憩之地，但实际上他并未参与其中。一位团长因身体不适未能参加，此乃合情合理，然而，伪造事实则不可取。诸如此类的情况，我在翻阅后记时仅略有发现。

至于文化大革命期间广泛传播的宣传内容，其中不乏令人捧腹的笑话。例如，有说法称，在苏德战争爆发之际，斯大林召集军事会议，林彪对他们的意见持不同看法，而斯大林却采纳了林彪的方案。在小学一至十册的教材中，林彪的语录和文章随处可见，甚至在某些地方还详细描述了林彪的住所、住房布局以及室内陈设，似乎是在为其与毛主席并列做准备。

搜集并捏造上述材料的人，多数心地善良，尤其是年轻人，他们并未深入了解林的阴暗一面，看待问题过于抽象。《林副主席指示》的编者在其结语中，竟然连续使用了二十个“最”字。人们往往只看到光鲜的一面，便不加思考地辗转相传，人云亦云，缺乏调查与分析。同时，也有一部分人乐于充当马前卒、吹捧者，甚至心怀野心，意图攀爬高位。这两种人，我们必须加以区分。

林彪虽已覆灭，但其多年来所制造的舆论影响深远，广泛，甚至超越了十次错误路线中的任何一位领导。他借助中央和毛主席赋予的权力，大肆推行宗派主义，并秘密成立法西斯特务组织，企图掌控全党和全军。

林在北京的挚友，尽管已被一网打尽，然而，正如俗语所说，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为了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并教育人民，尤其是干部，我们必须确保他的毒素无处不消。因此，我建议将他所编造、夸大和渲染的材料进行整理，并向公众公布，以彻底消除他的不良影响。

日积月累，案头竟无片纸只字，唯有依靠个人记忆，部分细节或许不尽准确，仅此提供一份参考。

李富春揭发林彪

李富春揭露林彪错误罪行

1971年10月8日

遵义会议后反毛主席。

在遵义会议上，他并未发表言论。会议结束后不久，他开始传播批评毛泽东主席的言论，声称：“部队如此拖延，怎能不致于崩溃？这样的领导方式还能持续吗？”他与彭德怀、张闻天等人一同站出来，对毛泽东主席表示反对。

毛主席在指挥部队成功跨越金沙江之后，于会理会议中，对毛主席本人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正值遵义会议对错误路线进行了纠偏，并正式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党的领导核心地位之际，他却公开发表反对意见，其行为实属恶毒之极。

二、一九四六年三月，在东北战场，我接到中央的来电。电报指示，旨在推动马歇尔调处的进程，并阻止敌军向北推进。这一举措旨在争取宝贵的时间，为创建东北根据地奠定基础。据此，命令林彪将军指挥部队对四平城进行围攻，并视时机夺取该城。

然而，林彪却将山东调集的大部兵力集中用于强攻四平。战事持续约二十日，部队伤亡惨重，四平城却始终未能攻克。

“齐齐哈尔已无法坚守，我们必须撤退至北安。”这既是黄克诚自身右倾思想的体现，也是受到林彪影响的结果。

三、东北土改中，他赞许“左”政策。

1947年下半年，东北地区启动了土地改革工作。我在七月从西满调动至东北局，到了八月，新华社便广泛播报了华北地区土改的盛况，包括村村点火、处处冒烟，以及贫雇农掌权的情景。东北局的宣传部长凯丰将这些信息也刊登在了《东北日报》上。我亲自前往双城向林彪和罗荣桓请示，林彪回应道：“既然村村点火、处处冒烟，贫雇农坐天下的做法可行，为何不尝试一下呢？”

数日之后，某些地区出现了侵犯中农权益的情况，我随即拨通了前方的电话，罗荣桓同志便返回主持了东北局的会议。直至九月，我们才最终决定废止那种偏“左”的宣传策略。然而，真正的纠正行动直至十月才得以实施，中央颁布了《土地法大纲》，并在十一月，主席发布了针对当前若干政策问题的指示。

四、东北林彪与高岗关系紧密。

在东北局会议召开之际，他常常先与高岗进行沟通，继而后由高岗主持会议，而他自己出席的频率并不高。高岗在东北地区抱有“东北王”的野心，随着他步入中央舞台，其抱负亦愈发膨胀。这一变化得益于林彪、彭德怀、饶漱石等人的有力支持。

首先，未曾主导东北局的工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也未出席政治局会议，然而，人不知鬼不觉间，他却暗中施展手段。其次，在交往过程中，他并不推心置腹，不涉及政治话题，也不透露自己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