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谎言早已超越道德范畴，它已成为国家之柱的石基。——索尔仁尼琴

索尔仁尼琴

在某种程度上，苏联的诞生仿佛是一场乌托邦的序曲。

1882年，《共产党宣言》被普列汉诺夫译成俄文，马克思和恩格斯亲自写了俄文版序言。无论普列汉诺夫还是马克思或恩格斯，他们一定想不到，仅仅30年后，苏联共产党会成为俄罗斯这个古老专制帝国的新君主。

尽管列宁屡次重申“无产阶级民主将比资产阶级民主更为民主百万倍”，然而，苏维埃政权的建立不可避免地立足于拥有长达三百年专制历史的沙皇俄国遗骸之上，而这片土地曾先是被蒙古铁骑的铁骑征服，成为金帐汗国的统治版图。列宁实则深刻地意识到，苏联的权力机构“不过是继承了沙皇时代的架构，仅仅在其表面增添了几分苏维埃的装饰”。

“政治若丧失道德，即沦为罪行。任何掌握重权之人，抑或享有崇高声望的政治领袖，在履职之际，理应首先秉持全人类的道德准则。缺乏原则的法律，以及不道德的口号与煽动，对于国家与人民而言，往往演变成一场深重的悲剧。列宁对此缺乏认识，且似乎无意领悟此理。”列宁立志将我国半数民众引领至社会主义的幸福未来，不惜付出牺牲另一半民众的代价。列宁，20世纪的罗伯斯比尔。若罗伯斯比尔曾挥刀斩落数百无辜者的生命，列宁则可能夺走数百万生灵的性命。”此乃普列汉诺夫对列宁之评语。

继列宁之后，斯大林将权力扩张至极端恐怖的境界，“全球范围内，未曾有，亦将不会有任何政党能与我们比肩，既强大又拥有无上的权威”。自1929年至1953年，两千余万苏联公民惨遭屠戮。在帝国体制的压迫下，民众丧失了自由，更遑论新闻自由。“《真理报》徒有虚名，无真理可言；《消息报》亦然，无真实消息可循。”。布哈林赞叹道：“苏联共产党政权是一部巨大的机器，人类任何历史时代都不曾有这样的机器。”阿夫托尔汉诺夫对苏联这个新生的意识形态联盟国家这样总结：

这一绝对专政的顶层，由少数寡头的领导集团把持，其内部层级分明，布满了党的官僚机构。在政权金字塔的根基处，是数百万党的依附者构成了坚实的基础。这种专政，不仅在组织结构上堪称完美，更在其影响力所及的深度与广度上独树一帜，它对每个人的生活，乃至整个国家，都施加着控制和引领。

维尔纳·桑巴特曾言：“宫廷之史，即国之史。”此语于苏联而言，尤为贴切。政治，本质上，是权力与谋略的交织。于克里姆林宫的幽深腹地，这个红色帝国历经了列宁、斯大林与赫鲁晓夫三度波澜壮阔的宫廷权力更迭。长江之水，后浪推前浪，1964年10月14日，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的扩大版上，赫鲁晓夫不得不“主动”宣布退休。同日午后，苏联正式迈入了勃列日涅夫的时代。

梁启超先生曾言：“专制堪称政治之最大恶行，不论其统治者为君主、贵族、僧侣、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或为少数、多数。”布尔什维科夫将专制体制划分为极权主义与威权主义。极权主义要求所有社会成员无条件服从统治者意志，依照其意志行动、牺牲，剥夺了个人的任何选择权；而威权主义则是相对温和的极权主义形式，随着统治者个人权威的衰退和个体意识的觉醒，威权统治者仅能维持自身利益不受侵犯，通常摒弃不切实际的幻想，民众亦不再被迫完全服从统治者的个人意志，个人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自由选择，甚至私下对统治者进行讽刺。与极权主义的铁板一块不同，威权主义显现为统治者与民众的分裂和对立，因社会共识的破裂，权力缺乏广泛的认同，统治者只能借助国家机器勉力维持统治的稳定性。威权主义实则介于极权主义与民主主义之间，它既是极权主义的延续，也是民主主义的萌芽。若将斯大林时期视为极权主义的代名词，那么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联无疑迈入了威权主义的显著阶段。

众人共识，苏联历经动荡与灾难的当代史中，勃列日涅夫时期堪称一段罕见的、极其安宁与繁荣的“黄金时代”，期间鲜见重大战争与社会的动荡之扰。数据显示，在勃列日涅夫执政初期，即1965年，苏联民众的平均工资仅为96.5卢布，而到了其执政末期，这一数字已攀升至170卢布。在这期间，众多苏联家庭得以搬入自家的居所，购置了体面的家具、服饰，甚至拥有了汽车。当时，苏联每十户家庭中就有九户拥有电视机，四户拥有汽车；工作年限超过十年的人群几乎都能享有住房，且租金极为低廉。进入1970年代，国家基本普及了免费教育、免费医疗、经济型住房、休假以及退休养老等福利制度。

对众多“苏联人”而言，勃列日涅夫时期无疑是令人怀旧的。：经济蓬勃发展，科技进步，文化生活水平显著攀升。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经济达到了顶峰，跃居欧洲首位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军事实力与美利坚合众国比肩，两大超级大国将冷战推向了一个空前的“太空争霸”时代。众多人坚信，勃列日涅夫时期乃苏联国力最为鼎盛、综合实力达到巅峰的黄金时代。

若将斯大林视作恶棍，那么勃列日涅夫堪称良善之辈。他性格平和，待人宽厚，行事随和，充满同情。然而，他亦有其不足之处，如过于虚荣，决策迟疑，欠缺勇气与担当。作为一位平民或寻常官僚，勃列日涅夫无疑会受到广泛的喜爱。然而，作为一名大国政治家，他的不足之处便不再仅仅是瑕疵。在政治领域，平庸往往被视为一种常见的罪愆。纵然存在“无为而治”的治理理念，但这并不意味着无所作为或思想僵化。

表面上，勃列日涅夫时代下的苏联似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军事力量雄厚，经济蓬勃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然而，种种社会矛盾如同滚雪球般日益累积，终至积重难返。勃列日涅夫恰恰缺乏有效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负能量的积聚犹如拦河大坝，最终导致这个国家及其辉煌的繁荣一同化作过眼云烟。

在苏联的历史长河中，斯大林以其27年的执政生涯占据了首位，而紧随其后的是勃列日涅夫，其执政时间亦颇为漫长。若将斯大林的铁腕统治视为开启了一个独裁时代的标志，平庸的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陷入了一种“无主权”的境地——无论是民众还是官僚，他们都沦为庞大国家机器的润滑油，而非苏联真正的主体力量。步入勃列日涅夫时期，斯大林模式下的种种弊端已尽显无疑。政治环境昏暗，权力滥用与腐败横行，铺张浪费现象严重，人权状况滞后，热衷于虚张声势……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辉煌，宛如《红楼梦》中的风月宝鉴，一面映照出令人陶醉的繁华盛景，另一面却隐藏着无底深渊般的幽暗。在繁荣的表象之下，危机暗流涌动，矛盾不断累积。这宛如一场危险的俄罗斯轮盘赌，当瞄准自身的子弹被扣动，那自欺欺人的侥幸心理或许能暂时掩盖危机，然而，不幸的命运终将如影随形，在下一刻毫不留情地夺走生命。

一、皇帝的新装

若苏联的成立纯属偶然，那么勃列日涅夫的崛起便是这偶然中的更大意外。他比电影《连升三级》中的张好古还要幸运几分，最终竟幸运地赢得了头奖。

在苏联帝国的宫廷权力角斗场中，勃列日涅夫被广泛视为一位平庸之选，无人对他抱有重视；他本人亦多次坦言，自己不具备成为最高领导者所需的才能，更无此勃勃野心。然而，在克里姆林宫那充满尔虞我诈的权力斗争漩涡中，勃列日涅夫竟意外地因这种“平庸”而幸免于被暗算和攻击。这种“幸运”不禁令人感到讽刺。

1964年，在推翻赫鲁晓夫的宫廷政变中，勃列日涅夫仅扮演了一个边缘角色。政变告捷后，策划者们意见分歧，无人愿意拱手将最高权力让予实力强大的对手。最终，“选举”的结果是，一位能力普遍被认为平庸的技术官僚、勃列日涅夫，被推上了主席的位置。由此可见，这场突如其来的权力归属，对勃列日涅夫而言，无疑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他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并非源于其出众的才干，实则恰好相反。他之所以能够登上权力的顶峰，竟是因为其平庸与无能，这正是宫廷政治中令人费解的一面。对于一群热衷于权力的野心家而言，性格温和、并无宏大志向的勃列日涅夫堪称理想人选——作为一段短暂的过渡，他被视为“众人都能接受的过渡人物”。

据当事人所述，政变爆发之际，众人紧急召唤勃列日涅夫，要求他通知赫鲁晓夫即刻“开会”，然而他竟恐惧得几乎晕厥，最终只得被强行拽至电话机旁。事态进一步发展，当得知政变阴谋已被揭露，勃列日涅夫心神不宁地投入了朋友的怀抱，绝望地哀叹：“一切都完了，赫鲁晓夫已经知道了……他必定会将我们尽数处决！”

勃列日涅夫对于突如其来的权力地位，几乎缺乏任何预想，无论是在他上台之前或是之后，他都未曾提出过一个切实可行的国家发展战略，更未曾深思过如何对国家与社会进行根本性的改造。然而，事实最终揭示，国家元首非但不是最不需智慧和良知的职位，反而，即便是一个看似平凡之辈，一旦沉溺于权力的诱惑，他们同样能成为宫廷争斗中的高手。勃列日涅夫便是如此自评：“我的优势，便在于卓越的组织能力与坚韧的心理素质。”在短短数年间，勃列日涅夫便将一批批精于权谋的“宫廷智囊”逐一淘汰，他们或退休或被罢免，最终构建起一个覆盖广泛的勃氏权力架构。与斯大林的残暴与无情截然不同，勃列日涅夫的风格更显温和，在可宽恕之处选择宽恕。他旨在消除对手的威胁，而非彻底消灭，更不会让他们在政治上陷入绝境。

苏联的短暂69年历史中，勃列日涅夫时期长达18年，其统治为苏联烙下了鲜明的勃列日涅夫印记——一种以集权为特征的“庸人当道”的派系政治。在勃列日涅夫精心编织的权力网络中，充斥着与勃氏关系密切的“小勃”式人物——他们以平庸为美德。这些执掌官僚机器的平庸者，行事不急不躁，缺乏棱角，虚荣而冷漠，无所作为，虚占其位，热衷于夸大其词，且擅长铺张浪费。

勃氏最显著的“功绩”莫过于将纷繁复杂的党派政治转化为更为紧密稳固的帮派政治体系。凭借庞大的官僚机构作为同一帮派的坚实后盾，即便勃列日涅夫病情沉重，他依然牢固地握有最高权力。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整个国家被帮派势力所牢牢把控，官员之间相互庇护，任人唯亲，整个社会弥漫着类似黑社会的紧张氛围。在普通民众的眼中，政治不过是一系列的肮脏阴谋，而那些帮派成员则被视为一群平庸而缺乏智慧、恬不知耻且毫无畏惧的盗贼与丑角。

马基雅维利在其著作中提出了历史上帝国统治的两种模式：其一为君主独裁，即一位君主至高无上，其余人等均沦为奴仆，而其中最受宠信的奴仆则担任官职，辅助君主执掌政权；其二为寡头专制，这种模式下，一位君主与一群贵族共治，贵族的权力往往源自世袭，而非君主的赐予，尽管如此，君主依旧享有高于贵族的权力。依此观点，苏联显然可以被视为一个纯粹意义上的帝国。若斯大林时代可喻为君主独裁的典范，那么勃列日涅夫时代则更似寡头专制的缩影。

苏联这一乌托邦的缔造者列宁，对“集体领导”的理念推崇备至，然而这一理想却在斯大林的统治下被无情地破坏。当苏联步入勃列日涅夫时期，一个缺乏鲜明个性的领袖终于为苏联带来了首次真正的“集体领导”，尽管这种领导形式与民众的福祉无关。它将“一人独断”转变为“众口难调”，从君主独裁演变至寡头专制，这被视为苏联的“进步”。斯大林单方面决定与希特勒共同瓜分波兰，而勃列日涅夫及其所谓的“三驾马车”则发动了对阿富汗的侵略。（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外交部长葛罗米柯以及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4人决定，共同之处是，在斯大林时代与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最高苏维埃不过是一枚象征性的橡皮图章罢了。

作为一名恪守规章的技术官僚，勃列日涅夫并非典型的职业政治家。然而，就是这样一位被称作“不称职”的“小公务员”，竟执掌世界超级大国的舵盘，长达十八载。就个人层面而言，他无疑是成就斐然的，相比之下，他的对手肯尼迪与尼克松则显得颇为挫败；然而，从国家的角度来看，情况却恰好相反。美国总统尼克松曾断言，根基稳固的基本价值将使美国在冷战时期无需一战便能取得胜利。

步入勃列日涅夫统治时期，苏联已然远离了革命的光辉，一切似乎不可避免地滑向了平庸的泥潭。勃列日涅夫，一位出身寒微的钳工，脚踏实地，步步攀升于权力的阶梯。在这场充满了阴谋诡计和逆向淘汰的权力斗争中，那些得以成功爬升的官僚，往往是那种将生存视为最高追求的平庸之辈——他们缺乏个性，唯命是从，行事小心谨慎，善于随风摆舵，且畏惧冒险。历经权力磨砺的“红色工程师”勃列日涅夫，其身上缺少政治家的想象力和创新精神，更缺乏对现实变革的勇气和坚定决心，固守着陈规旧矩。

“不，无需任何变动。”

二、古拉格群岛

天才的列宁亲手缔造了苏联的辉煌，冷酷的斯大林引领世界步入“冷战”的阴霾，而平庸的勃列日涅夫则将苏联与“冷战”推向了巅峰。

身为斯大林的掘墓人和守护者，赫鲁晓夫及其推行的一系列改革，实乃一段短暂而突如其来的插曲。苏联步入勃列日涅夫时代，犹如一支劲弩在抵达极限射程后，开始急速减速，最终滑落无遗，力量尽失；亦或是说，一切事物似乎都在向着僵化迈进。在勃列日涅夫及其同侪的视角中，即便共产主义尚未完全实现，至少“发达社会主义”已初步成型，因此确保稳定成为了头等大事。自1971年起，“改革”一词逐渐被“完善”所取代，政治上的保守主义导致苏联走向了复辟之路，重新启动了斯大林化的进程。

每个权力狂内心都有斯大林。即便赫鲁晓夫作为一位革新的挑战者，他所抨击的也仅是斯大林个人，而非那更为恐怖的斯大林主义体制。对于勃列日涅夫这类平庸的官僚而言，斯大林堪称他们的信仰之神。正是斯大林对精英阶层的大规模清洗，几乎消灭了政界、军界以及文化教育界的大部分干部，才使得勃列日涅夫的“第聂伯罗帮”这群“红色工程师”得以平步青云。与此同时，斯大林所建立的官僚特权体系，即便成员能力平庸，亦能享有奢华的生活和高人一等的待遇。正因如此，赫鲁晓夫对斯大林进行了批判，并宣布废除特权制度。此举激起了整个官僚体系的强烈反抗，他们最终联合起来，共同罢黜了赫鲁晓夫。

1966年，恰逢中国掀起一场旨在消除中国文化特性的文化大革命之际，勃列日涅夫撤销了“非斯大林化”的政策，悄然启动了“无声的斯大林化”进程。斯大林重返神坛，文字狱之网张布严密：西尼亚夫斯基与丹尼尔因发表反斯大林的著作而身陷劳改营，麦德维杰夫因《让历史来审判》一书被开除出党，费尔德宾则因撰写《斯大林大清洗内幕》而遭受克格勃的追捕……在勃列日涅夫执政期间，一支规模庞大的特工组织负责监视和窃听持不同政见者，其档案之厚令人咋舌。仅以索尔仁尼琴为例，他的个人档案便厚达105卷，而萨哈罗夫的档案更是高达505卷。

在沙皇时代，俄罗斯是一个政教合一的东正教国家，正是宗教将俄罗斯勃凝聚成为一个民族共同体。进入苏联以后，东正教的国教地位被取消，苏联共产党将宗教都视为大敌;为了去宗教化，国家暴力发起的这场反宗教运动愈演愈烈。苏联当局“运用了一切可以运用的手段：经济制裁、行政强制、警察镇压、宣传战役及组织手段等等。在这场极端的反宗教运动中，侮辱信徒人格，侵犯他们人身或公民权利的行为屡屡发生……”。列日涅夫将反宗教运动进一步推向高潮，无数教堂和修道院被关闭，宗教教徒遭到严酷迫害，宗教经典被列为禁书焚毁。

每一丝暴力皆孕育着残忍，每一股极权无不彰显着狭隘。在莫斯科，泪水无以打动人心，俄罗斯非诉苦之地，若需倾诉，唯有西伯利亚可寻慰藉。索尔仁尼琴被誉为“俄罗斯的良知”，他将整个苏联比喻为浩瀚的海洋，其中遍布着监狱与集中营的孤岛——古拉格群岛。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仁尼琴将《古拉格群岛》暗中送至西方出版，苏联当局随即剥夺了他的国籍，并将他驱逐至欧洲。

若将一名平庸的官僚比喻为缺乏活力的齿轮，那么在他看来，世人不过是一枚枚螺丝钉。于是，他对思想和个性毫无兴趣。作为一名肩负人类良心使命的知识分子，难免会遭受这种反智体系的排斥、打压与迫害。勃列日涅夫迫切期望官僚体制的平稳运作，其中最关键的要素无疑是服从命令的军人和循规蹈矩的工人。对他们而言，那些性格倔强、思想独立的知识分子，尤其是那些充满理性思维的科学工作者，并非理想之选。自勃列日涅夫掌权以来，苏共对知识分子的入党申请基本持拒绝态度，转而专注于在工人、农民、干部及军人群体中发展党员，此举使得知识分子在党内地位被全面边缘化。

普列汉诺夫曾言：“知识分子，乃民族之荣光、良知与智慧。”自普希金、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至高尔基、索尔仁尼琴，俄罗斯这片土地上，知识分子传统源远流长。与勃列日涅夫时代的“斯大林化”形成鲜明对比，体制外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彰显了知识分子不屈不挠的精神风貌。这是一场知识分子在思想与政治领域对体制的坚决抗议。尽管知识分子遭受了种种迫害，但他们终究成为了最终的胜利者，这一结局，每个参与者都心知肚明。

苏联氢弹之父萨哈罗夫

在此次良心觉醒的风潮中，“苏联氢弹之父”萨哈罗夫的身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转变，从苏联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和列宁勋章的获得者，蜕变为苏联人权运动的重要领袖。1968年，他在《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引人瞩目的文章，高呼构建一个民主、多元、充满人性的社会，这篇著作被研究者誉为“对苏联集权体制的严厉审判”。1975年，荣获诺贝尔和平奖的殊荣，然而他却遭逢变故，被禁锢不得出国，无法亲临领奖盛典。1980年，他因反对苏联对阿富汗的入侵而遭拘捕；在长达七年的流放生涯中，萨哈罗夫为抗议当局的迫害，曾三次选择绝食抗议，其中一次的绝食持续时间竟达178天，最终被迫接受灌食。

即便勃列日涅夫以“温和”著称，对于那些威胁到极权统治的异见人士，他依旧毫不犹豫地进行了严厉打击。1968年，一场震撼国际的巨变——“布拉格之春”上演。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果断出兵，悍然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对其实施残酷的武力镇压。在这场政变中，被苏联军队强行罢免的捷克斯洛伐克总理亚历山大·杜皮切克，以轻蔑的口吻宣称：“纵然你能够摧毁花朵，却无法阻挡春天的到来。”

随着民间最后的反斯大林出版物《新世界》遭受“改组”，斯大林的形象再度被捧为“伟大领袖”；守护斯大林即是守护苏联，而“非斯大林”则被定性为“敌人”用以颠覆苏联的工具；即便是臭名昭著的大清洗运动，亦被重新赋予了肯定的色彩。斯大林的画像再次遍布各家庭客厅、公共场所、学校与机关，乃至汽车之上。

若说勃列日涅夫不过是意图借助斯大林的幽灵来加固其执政和特权的正当性，那么更为奇特的是，在民间，斯大林亦赢得了极高的声望。在官僚特权与媒体垄断的阴影下，民众被剥夺了言论自由，只得将积压在心中的怨气投射到官员“大清洗”的斯大林形象上。讽刺的是，民众对体制的不满却转化为对体制创始人的怀念。然而，这种“怀念”是脆弱的，一旦信息公开，真相大白，阳光便成为揭露政治谎言的利器。苏联解体后，即便在俄罗斯最困苦的2000年，民间支持斯大林的人数也未曾超过7%。

三、动物庄园

在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庄园》里，他曾言：“所有动物皆应平等，然而，某些动物似乎更享有平等之权利。”罗伊·麦德维杰夫亦曾指出，苏联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实质上不过是国家领导者们的私有领地。

一个帝国的稳固运行，离不开一个健全的官僚权力体系的支撑，而这一体系正是专制独裁政体的根基所在。专制与民主的根本差异，在于“主权归属何人”。在民主国家，人民通过选举选出自己的代表，以共同治理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对民众的背叛，即是国家的背叛。而在专制国家，统治者不受民众监督，掌握国家大权，他们自认为是国家的中心，而民众与国家的关系则变得模糊；社会因此分裂为统治阶层与被统治阶层，形成了“我们”与“他们”、百姓与官吏的对立。【转换失败】：专制国家的社会分裂必然导致权力合法性危机，统治者为了维护既得利益的稳定，只能以高官厚禄和持续的谎言、暴力、恐怖进行威逼利诱，来消除民众对自己的反抗和鄙视。 【失败原因】：(系统检测到该文本可能包含不安全或敏感内容，请您检查文本并避免提交此类内容，感谢您的配合。)

普列汉诺夫思想家

自列宁时期起，普列汉诺夫便曾警示，党员队伍的迅猛扩张并非佳兆。他指出，许多人入党仅是为了从“革命的大蛋糕”中分得更大的一块，这些人将仅会投下“赞成票”，随后沦为党的官僚。他们甚至可能比沙皇时代的官吏更为可怕，因为执政党的官员将干预一切事务，而他们所做的一切，也仅对“党内同仁”负责。在专制的官僚体系中，通常存在着单一的权力核心，形成一个权力环绕的同心结构。在最外围，环绕着的是由高级官员构成的利益分配联盟。自内而外，每一层权力逐渐减弱，利益联系也逐渐变得疏离。至于民众，他们则被完全排除在权力圈之外，被视为权力的对立面。。为确保权力体系的维护与支持，围绕最高权力，必然衍生成一种特有的利益分配机制，此即特权。正因特权之存在，捍卫权力体系即等同于守护自身的利益，从而催生出一个权力联盟。

1936年，法国作家纪德应苏联官方之邀，踏上了苏联的土地。在其著作《从苏联归来》中，他如此描绘：“无论选举是否公开，或是隐秘，无一不是一场闹剧，一场骗局——从高层至底层，一切皆由指派而定。人民唯有选举那些既定之人。”“即便无产阶级，亦无法选出一名代表，以捍卫他们遭受侵犯的权利。”

斯大林的胜利关键在于构建了一个错综复杂且运作高效的特权阶层，即便经历了残酷的大清洗，新崛起的权力精英依旧对他忠心耿耿。在斯大林时代，最显赫的荣耀非“首都”牌伏特加莫属。这款伏特加诞生于1944年的列宁格勒。彼时，列宁格勒正遭受围困，众多民众因饥饿而丧生，然而，这珍贵的粮食却被转化为醇厚口感的伏特加，成为仅供国家高级官员和军队将领享用的佳酿。

“首都”牌伏特加

与斯大林不同，赫鲁晓夫敢于对特权阶层大胆开战，却很快便遭遇了权力机制的强烈反弹与最终的排斥。身为由官僚集团选举产生的典范代表与利益捍卫者，勃列日涅夫初登政坛之际，便郑重承诺“保障干部的尊严”；他不仅悉数恢复了赫鲁晓夫时期所废除的各项特权，更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拓宽了特权的范畴与形式，促使一小部分人率先富裕，从而使得体制内的权力阶层得以率先步入“共产主义”的境界。在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官员们成为了人类历史上最幸运的一群人。他们竞相效仿榜样勃列日涅夫，大举建筑，沉湎于酒池肉林，炫耀财富，囤积珍稀奢侈品，并修建专为自己享乐的“狩猎小屋”以及供上层社会聚会的奢华私人会所。这些私人宫殿金碧辉煌，配有花园、室内游泳池，以及各式奢华设施，应有尽有。

在独裁的政治架构中，权力的顶峰并非源自于人民的赋予，亦非法律的规定，而是完全建立在亲信与派系对集体忠诚的依托之上。勃列日涅夫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关键在于他对这一规律的深刻理解和运用。即便面对亲信的腐败、无能，乃至深重罪恶，勃烈日涅夫亦毫不迟疑地给予庇护。派系政治的奥秘，归根结底，不过是派系私利凌驾于党派利益之上。(社团)利益至上的观念，往往将国家利益与民众利益置于次要地位，似乎民众的利益无需过多考量。权力体系，以帮派利益为最高指导，不顾一切地投身于腐败的深渊。自上而下，贪污、腐败与特权的挥霍在苏联社会中蔓延至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与勃列日涅夫时期相较，竟有众多人坚信斯大林时代所存在的腐败与特权，实则远较前者显得更为清廉。

勃列日涅夫，毕业于第涅伯捷尔仁斯克冶金学院，其职业生涯中，长期服务于第涅伯彼德罗夫斯克、摩尔达维亚及哈萨克斯坦等地。同窗共事，不忘旧谊。随着勃列日涅夫一人得道，众多工程师背景的技术官僚纷纷沾光，一同扶摇直上。在他的麾下，汇聚了一众昔日同事、下属与旧友，他们便是赫赫有名的“第涅伯彼得罗夫斯克集团”。他们构成了勃氏权力体系的嫡系，几乎独揽了所有关键权力部门。在这样的派系政治环境中，官员的晋升并非基于其能力高低，而是源于与“第涅伯彼德罗夫斯克”帮派的紧密联系。

在勃列日涅夫的统治时期，每位掌权者皆以自身意志为准则，自比小勃列日涅夫。他们依据对己之忠诚度选拔亲信，同时无情地铲除异己分子。在庞大的帮派体系之下，又孕育着诸多小团体，权力网络错综复杂。在这样的环境中，平庸成为了唯一的生存之道，而阴谋则成了政治智慧的代名词。在专制体制之中，官职的晋升全凭任命，而非通过选举产生。既然权力并非源自民众，那么权力也就无需对民众负责；权力从公共资源蜕变为私人工具，每个掌权者都会优先考虑自己的亲信，从而使得权力与品德、公正、才干之间失去了任何关联。在如此逆向淘汰的体制中，即便官员个人素质与能力出众，也难免沦为官僚，否则难免被排斥于群体之外，遭受孤立与遗弃。

叶利钦在《我的自述》中说，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州委第一书记的权力是一手遮天，巨大无边的”;“一个州委第一书记的旨意就是法律，未必会有谁有胆量不按他的旨意去做，或者违令不去满足他的要求。有些不纯洁的党员干部和他们的熟人就是在这种没有任何监督的情况下滥用了这种权力”。因而任人唯亲和贿赂“泛滥成灾”。在一种特权体制下，党员干部与普通工人的收入有着天壤之别;用纪德的话说，这是“一种剥削，一种如此狡狯，如此巧妙和如此隐秘的方式之下的剥削，以至于被剥削的人不知道应当归咎于谁”。

“他们”形成了一个封闭的团体，成员间通婚联姻、秘密聚会、互通有价值的信息，并相互安排子女的社交与教育。对于普通公民而言，要融入这一圈子可谓难上加难。这是苏联的贵族与平民。“他们”沉溺于骄奢淫逸，不劳而获，这行为彻底腐蚀了社会风气，仿佛在无声地纵容人们采取任何手段，只为攫取那些不道德、不正义的财富与利益。勃烈日涅夫时代，黑帮势力在苏联猖獗至极；换言之，苏联境内充斥着多达2400个黑社会组织。(黑手党)掌控。这些黑帮势力，其背后倚赖的是官僚体系的支持，对于他们而言，无论是法律还是道德规范，都形同虚设，毫无约束力。一个“黑社会化”的苏联背离了社会主义的原则，转而走向了“犯罪政治化”与“政治犯罪化”的歧途。

列宁曾将苏维埃政权形容为“一种不受法律束缚、完全依靠暴力手段建立的权力机构”。在苏联，所谓的法律与审判体系形同虚设，特别是在大清洗运动期间，超过40万人遭受了死刑，而公开审判的次数却寥寥无几，仅有三次。这些审判成了令人毛骨悚然的“表演”，是令人心悸的戏剧。在正式登台向观众展示之前，它们不知经历了多少次的精心排练。

1932年，铁血的斯大林宣布“侵犯公共财产的人应当作为人民公敌被枪决”。这个法令被称作“五穗法”，即盗窃五棵麦穗要被枪决，盗窃四棵麦穗要判处十年苦役。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勃列日涅夫的名言是“靠工资谁也活不了”，黑色收入完全合法化了。腐败就像癌细胞一样在共产党内部迅速扩散，一颗走向死亡的定时炸弹就这样埋了下去。

在专制的统治框架内，权力占据着核心地位，一切行为与考量无不围绕权力的获取与维护展开。勃列日涅夫常言：“干部队伍的稳定，乃胜利之基石。”这些权势之辈结党营私，肆意妄为，他们独揽了政治、军事、经济以及文化的全方位控制。虽然他们是共产党员，但其实他们毫无无产阶级信仰和共产主义理想，他们只有欲壑难填贪得无厌。他们不断扩张自己的特权，以各种方式侵吞公共财产，这些官商们依靠权力进行各种垄断性的不道德经营。据统计，这些特权阶层有50万到70万人，连同家属则约为300万人，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5%。到80年代，“他们”的“影子经济”的年收入达数十亿卢布之巨。

纪德曾言，专制主义之本质，在于将那些阿谀奉承之辈聚集于身旁。此类平庸的群体，整齐划一，在他们眼中，平庸与卑劣竟成了其美德。他将苏联比喻为一只外表光鲜却内里蛀空的苹果，尽管其色泽鲜红，但 beneath the lustrous facade，一切早已被蛀虫侵蚀殆尽。

相较经济上的损失，特权腐败对政治的冲击更为深远。消极的政治氛围弥漫四方，国家体制宛如一潭死水，缺乏生机，畏惧变革，对改革持有恐惧心理，人人皆不愿放弃分毫已得之利。权力阶层普遍追求权力的稳固，满足于现状，抱持着一种侥幸的心态，这种心态最终引发了如同雪崩般的政治剧变——帝国随之覆灭。

“一群人沉浸于共产主义的理想生活之中，而广大的民众却在贫困的泥潭中艰难求索”。在《我的自述》一书中，叶利钦如此表述：“当民众目睹这一触目惊心的社会不公，且目睹党的领导层对财富进行恬不知耻的攫取却无人制止，他们的信任将荡然无存，仅剩的一丝信任亦随之消散。”“没有了信任，改革的前途与真正的变革便无从谈起。”

四、炼钢之道

从某种意义上，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是所有共产党国家所谓“经济改革”的始作俑者，他们也因此被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批判为“修正主义”。

在社会主义的旗帜下，苏联的权力集体积极推动旨在培育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新体制”，其核心举措包括强化物质激励和利润导向。他们将技术至上、发展至上的实用主义推崇为国家的政策导向，官僚阶层垄断了所有权力与资本，从而使得这一新兴的权贵资产阶级得以掌控国民经济的命脉。

确切而言，勃列日涅夫时期所声称的“繁荣”实质上源自于继承而来。若非赫鲁晓夫时期那场翻天覆地的改革，平庸的勃列日涅夫便无法轻松享受所谓的“发达社会主义”成果。赫鲁晓夫的不幸之处在于，他未能亲眼见证改革成果的真正绽放，却让勃列日涅夫意外地摘取了这枚“果实”。

大量石油涌入国际市场，为苏联带来了丰厚的财富，使其得以大量进口粮食、食品及日用工业品。因此，勃列日涅夫得以信心满满地宣布降低物价，尽情享受那歌舞升平的“盛世”景象。

在讳疾忌医的政治痼疾笼罩之下，石油经济仿佛为苏联这位患者注入了一剂吗啡，使其在短期内暂时呈现出红润的面色和生机勃勃的神采。在1965至1981年间，苏联国民经济固定生产基金实现了2.42倍的增幅，社会总产值增长了1.46倍，国民收入提升了1.44倍，工业产值增长了1.77倍，而在“十五”计划期间，农业的平均产值相较于“七五”计划期间增长了50%。然而，自此之后，苏联经济便陷入了停滞，GDP增速从21%降至9%，这一时期被称作勃列日涅夫执政晚期的“停滞时期”。其背后的原因是日益高昂的交易成本与权力腐败。缺乏法律与道德约束的贪污受贿、徇私舞弊和渎职犯罪，耗尽了石油带来的巨大收益，令经济的车轮深陷泥泞。对改革的抵触与保守态度，使得苏联逐渐在西方世界的步伐中落伍。

实际上，勃列日涅夫对于“停滞”现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正是由于他的纵容与庇护，腐败在苏联逐渐蔓延，并公然合法化。勃氏统治下的苏联已陷入严重的疾病，病入膏肓，无可救治。尽管苏联帝国的崩溃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无处不在的腐败无疑是其中最为致命的毒瘤。

为确保经济的持续增长，苏联不得不对石油与天然气的出口形成高度依赖，此举无疑为苏联的最终覆灭埋下了深重的隐忧。在勃列日涅夫执政期间所宣称的“经济改革”并未根本性地扭转僵化且低效的计划经济体系。这种仅是修补漏洞、缺乏长远规划的发展策略，其可持续性显然是值得怀疑的。

步入80年代，昔日精力旺盛的勃列日涅夫步入暮年，苏联这头昔日的雄狮亦步入了黄昏。工业产出陷入负增长，国民经济仅能依靠石油的“输血”维持，勉强实现了2%的增长率。为了弥补巨额的财政赤字，税务部门不得不将酒类销售视为拯救国家的关键手段，酒类的销量因此激增至数倍之高。酒类税收每年达530亿卢布。谁能料想，在这片超级大国的土地上，国民竟需借助酒精的麻痹来寻觅幸福，而国家亦依赖酒精带来的税收维系生机。这种“极不道德”的行为，无疑暴露了其“极不道德”的本质。苏联的火箭技术能够将探测器送往火星，然而，他们的家用电视机却时常在客厅中意外爆炸。

程晓农先生指出，以经济发展来追求政绩合法性是很多共产党国家进入政权晚期后的普遍模式。在政权的前期，通常以革命和镇压“反革命”等暴力运动建立其统治地位，经过和平建设进入政权晚期，都会陷入意识形态失灵的困境，因而只能依赖其政绩来赢得合法性。所谓苏联模式就是如此，特别是在勃列日涅夫时代（1967年，勃列日涅夫宣布苏联已建成“发达社会主义社会”）。人们往往以为告别暴力革命和红色恐怖是苏联共产党政权的进步，其实这是权力阶层对意识形态的彻底否定，一个资产阶级化的特权集团必然开始向资本主义转向，但同时他们又不愿接受民主和法律的制裁，两难之下，就不可避免地走向它的晚期综合症。

对于社会主义国家而言，可供选择的发展路径极为狭窄。一旦权力集中于单一政党，便无法形成真正的市场机制与竞争态势，法治与自由亦无从谈起。在这种体制下，一切均难以逃离权力直接的或间接的干预与操控。这不仅是因为特权阶层怕失去对国家的控制，更大的原因在于庞大的官吏寄生群体，他们加入共产党就是为了特权和不劳而获。任何有益于发展的改革都有可能触动这个权力金字塔的基础，导致长城自毁。因此，苏联模式即使可以辉煌一时，也只是昙花一现或回光返照，它注定是没有未来的，或者说，从它诞生的那一刻起，它就在不可避免地走向死亡。这是它的基因注定的。

在某种程度上，随着全球一体化的脚步不断加速，缺乏民主基础的政绩合法性不过是勉力维持的状态。在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联，这种政绩合法性被推向了极致，其影响之大，足以震撼人心。一方面，该国大规模开展公共建设、加强军事力量，通过城市的璀璨面貌和向世界展示的强大实力，彰显国威，振奋民心；另一方面，苏联亦着力提升民众的生活水平，通过提供更多的社会福利，换取民众对特权的默认。这实质上是一种传统的“社会契约”观念，即政府提供福利，以此换取民众的政治顺从。

与英美等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在城市建设、地铁设施以及军事力量等领域，堪称毫不相让。然而，对于苏联而言，政绩几乎成为了政府唯一的救命稻草，承载着挽救国家命运的重任。实际上，苏联在打造政绩方面亦颇具心得，毕竟所有资源皆集中于政府手中，使其得以随心所欲，毫无阻碍与弹劾之虞，更遑论抗议之声。该国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任何其志在必得的建设项目；然而，民众往往不得不为政府所谓的“面子工程”付出让步与牺牲的代价。奥运奖牌无疑是衡量政绩的显著标志。苏联举办的封闭式奥运会，无论在豪华程度还是气派上，都超越了历届其他奥运会。这一切都是为了推动发展，而发展本身就是政绩的体现。

实际上，所谓的“发展”与“政绩”仅是政府的追求，而非国家应有的目标。政府State不等于国家(country)政府由官僚体系构成，而国家则由广大的公民群体构筑；公民构成了国家的基石。国家进步的根本宗旨是惠及广大的国民。若国民未能共享发展成果，而仅有少数特权阶层和官僚任意行事，那么这种发展路径显然偏离了正轨，趋于堕落。一旦发展成果和政绩以牺牲民众福祉为代价，那么它们便失去了应有的价值，进而引发对权力合法性的质疑——这究竟是谁的国家？

“俄罗斯的悲剧在于，它在伪现代化的道路上，相较于他国更深入地被皮鞭驱使，尽管在虚假现代化的成果上得到了广泛认可，但在‘人的现代化’方面，却仅仅达到了非洲地区的水平。”

美国与苏联，作为两股现代化浪潮中的超级力量，却各自演绎着迥异的现代化路径。一种是以人为本的现代化，另一种则是以牺牲民众福祉为代价的现代化。在后者中，国家或许能见证GDP的迅猛攀升，拥有全球最大的工程项目，拔地而起的世界最高建筑，以及超越美国的核弹头总当量，甚至将宇航员送入浩瀚太空。然而，在这光鲜亮丽的背后，民众却饱受疾苦，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即便在苏联最为繁荣的70年代末，其国民的薪资与居民消费水平亦仅相当于美国的三分之一。

入侵阿富汗

在集权体制之下，夸耀暴力美学所引发的战争常被颂扬为无上的政绩，因此极权主义与军国主义往往被视作同根生发的产物。“我们有能力毁灭世界，但他们却敢于挑战世界。”几天后，《华盛顿明星报》报道称“苏联意图对中国实施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这一消息震惊全球，“美国背叛了我们”，勃列日涅夫无奈地放弃了这一疯狂的计划。然而，苏联驻扎在中苏边境的百万大军依旧对中国虎视眈眈。

相较那些劳民伤财、穷兵黩武的政绩而言，苏联在尝试以社会福利换取民心的道路上亦倾注了诸多心血。然而，最终政府掌控的资源日渐枯竭，经济陷入停滞，民众怨声载道。在缺乏公民选举与司法独立的情况下，政府权力的合法性时刻遭受着无法回避的质疑与危机。在勃列日涅夫之后的1989年，苏联国内曾经作过一个“苏联共产党究竟代表谁”的调查，结果认为苏共代表劳动人民的只占7%，代表工人的只占4%，代表全体党员的只占11%，而认为代表官僚、干部、机关工作人员的竟高达85%。

五、美丽新世界

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期间，赫鲁晓夫独自承担了主持大会、发表开幕词、进行政治报告、总结会议以及致闭幕词等全部环节，使得此次“党代会”沦为一场他个人的独角戏。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勃列日涅夫给人的印象则是一个沉闷、缺乏活力的角色。“请尽量言简意赅，别把我描绘成一个理论家。否则，无论怎样，人们都不会相信这是我的手笔，他们反而会嘲笑我。”

命运多舛，仅仅十几载光阴，勃列日涅夫便由一名冶金工程师跃升至苏共权力核心，将苏联帝国推进了一个单调乏味的工程师时代。对于平庸的勃列日涅夫而言，若无幕僚与秘书的协助，他几乎难以迈出半步。他拥有一支由二十余人组成的秘书团队和写作小组。自中风导致他无法亲自处理政务后，该写作团队的主要职责便转化为解读勃列日涅夫的内心想法，并据此精心炮制出“领导讲话”文稿。在团队中，勃列日涅夫所承担的唯一职责便是逐字逐句地将“剧本”上的“台词”朗读出来。

勃列日涅夫有时能够认识到自己的局限，例如他下令删除某些演讲中的名言警句，自嘲道：“谁又能信我读过马克思的著作？”然而，他大多数时候却极度自负，这是权力狂人共有的特性。所谓的“斯大林化”现象，某种程度上是勃列日涅夫在借用斯大林的威名来提升自己的形象；随着斯大林个人崇拜的重新兴起，勃列日涅夫也成为了被崇拜的对象。自苏共二十四大以来，官方文件中提及“苏共中央”时，都会加上“以勃列日涅夫同志为首”的修饰。当时如日中天的勃列日涅夫，在26大的报告中，赢得了78次掌声、40次持久掌声以及8次热烈的暴风雨般掌声的打断。

若勃列日涅夫确有独特之处，或许便是他出色的演技天赋。年轻时，他曾怀揣演员梦，并在“蓝衫”剧团登台献艺。待他日后执掌这红色帝国的权柄，他的“影帝”梦想得以轻易成真。勃列日涅夫的一生，为世界献上了无数幽默与笑谈，他堪称苏联的“卓别林”。在观看了电视连续剧《春天的十七个瞬间》后，他决定授予剧中的主人公“伊萨耶夫同志”金星勋章，然而由于此人物纯属虚构，最终只得将勋章颁发给了饰演该角色的演员吉洪诺夫。吉洪诺夫由此声名鹊起。

罗素有言，权力源于荣耀。然而，亦可反向思之，荣耀亦因权力而生。权力与荣耀，犹如孪生兄弟，常相伴随。居于权力之巅的勃列日涅夫，沉溺于种种荣耀之中。权力狂热症让他养成了“自封勋章”的癖好。在他的一生中，共荣获62枚勋章与奖章，这一纪录至今无人能破，即便是金正日，直至生命终结，也仅自封了36枚勋章。尽管勃列日涅夫在许多事务上依赖他人代笔，但他的虚荣心却异常强烈，以至于他甚至出版了三部自传体小说，分别为《小地》、《垦荒》与《复兴》。福星高照，好事连连，苏联作家协会亦迅速将苏联文学最高荣誉——“列宁奖”颁予了他。

或许，勃列日涅夫个人的奖牌情结与苏联帝国整体的奖牌追求之间存在着某种内在的联系。如同希特勒将奥运会视为纳粹德国崛起的象征，热衷于彰显国力的勃列日涅夫亦未错过这一绝佳时机。苏联调动全国资源，耗时六年筹备第22届奥运会，莫斯科大兴土木，各式大型体育设施如雨后春笋般涌现，90亿美元的巨额投资在奥运史上堪称空前。遗憾的是，由于苏军入侵阿富汗，奥运会遭遇美国及西方体育强国的集体抵制；幸运的是，这一抵制使得苏联队在奖牌争夺中不再面临竞争。于是，苏联运动员如同勃列日涅夫本人，在奥运赛场上所向披靡，共赢得196枚奖牌，成为奥运史上单个国家获奖牌数量之最。

在这片“风景这边独美”的“盛世景象”中，勃列日涅夫于1967年宣称苏联已步入“发达社会主义”阶段，具备了向共产主义迈进的先决条件。换言之，苏联所需的仅是平稳发展，而非变革。作为苏联既得利益集团，这个毫无束缚的庞大特权阶层对任何改革的微风吹草都心生恐惧，深怕丧失既有的权力与利益。在极权体制的笼罩下，官僚体系中的每个人都可进行无本万利的权力寻租，通过“不予批准”来勒索和敲诈。正如勃列日涅夫日益沉重的身躯，腐败无能的国家机器弊端丛生，错综复杂的派系利益如同盘根错节的树根，阻碍着国家的前进和政治改革。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派系林立，独断专行，权力失控，这些令人触目惊心的国家病症，竟出人意料地与勃列日涅夫的健康状况相映成趣。

勃列日涅夫时期，社会主流思潮倾向于维持现状，安于平稳，脱离实际，人浮于事，自我满足，盲目乐观。官方的陈词滥调与虚假的意识形态教条，甚至令他们自身亦感怀疑，然而，整个社会却保持了沉默。西方的现代思想、时尚潮流以及生活方式早已跨越国界，渗透至社会的每一个层面。牛仔裤、坡跟鞋、迪斯科音乐、摇滚乐以及爵士乐，这些元素将年轻一代塑造成最为苦闷的群体。残酷的现实揭示了一个拼爹的时代，官僚阶层子女享有得天独厚的机遇，而普通百姓的子女却望尘莫及。“劳动人民”未能真正“当家作主”，“人民公仆”贪污腐败，道德沦丧……整个苏联社会弥漫着冷漠与绝望的氛围。从沉溺于享乐的权贵阶层到挣扎于困顿的贫民，末日般的焦虑笼罩在每个心灵——“人人都在期盼勃列日涅夫的离世”。

恰在三十年前——1982年11月7日，勃列日涅夫在两位助手的扶持下，步履蹒跚地登上了列宁墓，出席了他生平的最后一次十月革命纪念活动。这位行将晚年的老人，面色凝重，在凛冽的寒风中静默伫立了逾三个小时，仅是偶尔轻挥手臂，向游行的人群示意。然而，仅仅三天之后，勃列日涅夫便与他的辉煌帝国永别。一个以他名字——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命名的时代，就此画上了句点。

六、再见，列宁

1978年4月25日，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的苏联资深外交官舍甫琴科，在即将踏上归国述职之途的前夕，出人意料地宣布脱离苏联阵营，毅然决然地选择留在美国，拒绝了返回祖国的邀请。舍甫琴科的离异，对苏联造成了沉重的打击，那看似坚不可摧的大国繁荣表象，竟如此脆弱。

丰厚的薪金、豪华的公寓、私人别墅、由政府配备的专属座驾，以及司机驾驶的汽车、火车上的贵宾席位和专属卧铺、机场的VIP待遇、仅供内部人士出入的游览胜地和医疗机构、子女专属的教育机构，以及提供优惠价格、充足供应的消费品和食品的商店。他们生活在与平民百姓隔绝的世外桃源，唯有在特殊情况下才会与普通人有所交集。

对于多数苏联公民而言，舍甫琴科的离去显得难以捉摸。然而，身为一名外交官，他长期身在国外，亲身感受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模式。尽管他享尽世间繁华与荣耀，内心却饱受重压。意识形态的虚假与官僚体系的腐败让他深恶痛绝，迫使他在一个冷酷且反动的极权体制中扮演捍卫者的角色。在自由的召唤面前，他最终选择了对这一体制的背叛。。不仅如此，舍甫琴科在离乡之后并未选择隐匿身份，独善其身，反而毅然出版了回忆录《与莫斯科决裂》，将自身告别苏联的内心历程公之于众。这一举动充分彰显了他与体制决裂的坚定决心。

舍甫琴科以身作则，展示了坚守正直之道的可能，他的追求并非源于金钱或权力，而是源自对自由与真诚的深切渴望。在苏联的体制之下，这样的想法与动机，即便不能算作危险的反动，也显得颇为荒谬可笑。鉴于此，苏联当局对他进行了缺席审判，以叛国罪的名义。

潘恩曾言：“若有人鼓吹其不信之事物，彼已预备犯下任何罪行。”当权力集团堕落为犯罪团伙，当某种制度沦为犯罪的工具，此权力体系的审判便丧失了正义的光辉，审判沦为犯罪，罪犯则被美化成英雄。舍甫琴科的叛逃被视作自由的胜利——当邪恶的体制束缚了人性，腐蚀了社会，玷污了政治，那么，每个人都有权背叛体制，拒绝成为帮凶，拥有追求正义的合法权利。

似跳船首鼠。舍甫琴科的出走，无疑是一个不吉之兆，昭示着苏联这艘巨轮的覆灭已无法逆转。“我未曾料想到这一切会如此迅速地发生。当时，我以为苏联或许能延续至本世纪之终。”

若政治的精髓在于自由，那么由小国和少数民众构成的社会形态，便显得尤为适宜。对于这样一个规模庞大的帝国而言，其社会治理所承受的压力往往不容小觑；若统治者的治理能力薄弱，加之社会共识的缺失，国家体系便不得不依赖暴力来维持，社会由此滑向了野蛮的暴力状态，大国政治也随之走向了反动的暴政。然而，当正义意识觉醒，那些以暴力为手段的大国终将走向解体。唯有在保障个体自由的基础上，文明的政治秩序才能得以重建。

无论从哪个角度审视，戈尔巴乔夫与勃列日涅夫均判若两人，恰如勃列日涅夫与赫鲁晓夫之别。在告别克里姆林宫之际，戈尔巴乔夫言道：“对一位真正的政治家而言，其所肩负的使命并非捍卫个人权力与地位，而是致力于国家的发展和民主的推进。”

“自8月19日起，苏联在短短一日之内便彻底消亡。”其盛极一时，其衰亦转瞬即逝。在经历69年的蓬勃发展与辉煌历程后，人类史上首个社会主义国家竟如同大厦倾颓，瞬间灰飞烟灭。

在世界历史的画卷中，苏共的崩溃乃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它再次昭示了一个不容忽视的真理：经济的衰败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政治的崩溃。尽管政治与经济各有其独特之处，但它们在本质上却是密不可分的。经济活动中从未有离开政治的独立存在，政治领域中也从未有脱离经济基础的独立运作。实际上，正是国家主权与人民主权的严重受损所引发的政权瓦解，最终导致了积重难返的经济危机。权力的资本化与资本的权力化，将苏联推向了一个新的沙皇时代，而这个“新沙皇”并非一个家族，而是一个派系。每一个苏联的劳动者，充其量不过是隶属于“国家”的新式农奴，“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被“不服从者不得食”所取代。

尽管苏联在短短数十年内便走完了西欧资本主义国家需百年时光才能完成的工业化进程，一跃成为欧洲的工业领头羊和军事上的“超级大国”，然而，其经济成就实则难以称得上成功。有这样一个看似不具幽默感的笑谈：列宁曾言，“苏维埃加电气化等于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然而数十年之后，苏维埃(政权)是的，电气化已实现，社会主义却已消失。麦德维杰夫指出，“苏联时代的诸多事物并非仅依靠暴力支撑，更是依赖欺诈与伪造。昔日以欺骗愚弄民众，如今人民享有知情权，过往的罪行终将得以揭露”。

往事不堪回首，导致苏共垮台的原因有很多，希望苏共垮台的人很多，但真正可以搞垮苏共的并不是反党分子，而是苏共党内的腐败分子。这极其符合历史规律——任何文明最终都会死于自杀。令世人惊讶的是，苏联帝国覆灭了，那些曾经作威作福的特权精英仍然是这场葬礼上的最大赢家。他们从共产党员和国家干部摇身一变，成为俄罗斯的新显贵。美国的俄罗斯问题专家弗兰克·奇福德说：“苏联共产党是惟一一个在自己的葬礼上致富的政党”。

在所有专制体制下，由于法律与道德的缺失，权力阶层不可避免地会堕落为犯罪团伙的一员，将国家机构变为他们犯罪的工具。若任其发展，直至罪恶失控至连犯罪集团自身亦感难以承受，面对层出不穷的叛乱与逃亡，他们最终不得不在瓜分最后赃物后解散，企图以此洗刷自身罪孽。结果，罪犯虽隐匿无踪，但其罪行亦随之未被追究。

在勃列日涅夫时代之后，主导苏联命运的“精英阶层”不得不直面现实，做出艰难的选择：若推动改革，迈向民主化，势必将削弱特权和权力；而若选择维持现状，虽能保住特权，却无法积累更多财富，更难以确保特权和财富能安全地传承给子孙，除非选择背井离乡，远离苏联。在经过反复的利益权衡后，这些特权精英最终坚信，唯有民主法治的资本主义才能为他们带来最大的安全保障与机遇，确保财富得以世代相传。

从这一层面来看，苏共的瓦解实质上是一场既得利益集团的自导自演的“政变”，其核心目标在于将他们长期以来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取的社会财富和各项权益合法化。这正是腐败的威力所在！腐败的演变，从量变到质变，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当腐败行为不再需要任何掩饰时，腐败集团便会毫不犹豫地撕下那层连自己都难以置信的伪装，从而举行一场自我救赎的“葬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