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各界》2005年第5期

作者：陈晓农

原题：陈伯达晚年

01

追溯至1981年6月，《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得以正式通过。在决议中，针对“文化大革命”的讨论，提及“中央文革小组”时，明确指出了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的名字，却未提及陈伯达。这一决定是在中共中央对文革时期的大量档案进行了详尽清理，并开展了广泛调查的基础上做出的。考虑到所掌握的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中央决定在这份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文件中，不对陈伯达进行评价。

“近期，陈先生所撰文稿中，部分内容颇具价值，而部分则是为了自辩。今后，望您不要再在琐细问题上纠缠不休。至于文革期间的诸多事件，其中一部分您或许有所了解，然而大部分您并不知情，这一点中央已经充分掌握。过去，您曾开展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与那些人实有本质区别。现请先找个适宜的住处安心疗养，待病愈后再行返回。”

半个月后的某日，我身处石家庄制药厂针剂车间辛勤劳作，忽然厂传达室转来一封来自北京的来信。信中传达了中央的指示以及我父亲的近况，敦促我尽快进京商讨父亲的治疗事宜。阅读完这封信后，我迅速对家中的事务做了简单的安排，向工厂请了假，并办理了探监所需的介绍信，随即乘坐车辆踏上了北上的旅程。

当时探望囚犯并非易事。我的首次探监发生在1979年12月。在那之前，长达九年多的时间，我对父亲的行踪一无所知，正如工厂的同事们所说，那是一种“生死未卜”的状态。第二次探监则是在1980年5月初，而第三次则在父亲被判刑后的不久，即1981年3月。关于这几次探监期间的各种细节，在此不便一一详述。而今，这应当是第四次探监了。

8月5日，我抵达了北京，次日清晨便急忙赶往复兴医院。然而，那里的监管干部告知我，陈伯达已于前一天离院，现已被转入一家大型医院接受治疗，不再受他们管辖，而是归北京市公安局负责。我立刻根据他们提供的电话号码，与北京市公安局的王申科长取得联系，并遵照他的指引前往北京友谊医院进行了探望。

父亲居于友谊医院干部病房二楼尽头的西侧，那间屋子虽不宽敞，却一尘不染，凉风习习。走廊尽头设有配备浴盆的卫生间，每日午后定时提供热水。自从患病以来，父亲已有数年未曾沐浴，此次条件适宜，便畅快地洗了个澡。总体而言，无论是住宿环境还是饮食，与复兴医院的囚犯病房相较，差异显而易见。当时，公安局指派科员萧清河与一位赵姓同志轮流照料父亲。

02

在我探访陈伯达之际，公安局的王申科长与我商讨了治疗方案与护理事宜。然而，关于未来的具体安排，尚无法立刻确定。数日后，我重返石家庄继续工作。毕竟，医院并非长久之计。两个月后，友谊医院催促陈伯达出院。陈家早已失去住所，家人们亦各奔东西，公安局不得不寻觅新的居住之地。鉴于陈伯达腰腿不便，起初计划寻找平房，但实难寻觅。正值寒冬，带有暖气的平房更是难得一见。历经波折，最终我们还是在东郊新居民区找到了一幢六层高楼顶作为新家。

根据中央条文，经母亲余文菲同意1948年离父。在我对其表示赞同并对其生活进行了妥善安排之后，1981年的年底，我毅然离开了那家我辛勤工作了14年的工厂。我告别了那些在我人生最艰难时刻给予我生活勇气和无数帮助的工友们，带着妻子和孩子，来到了北京，开始照料那位已步入风烛残年的父亲。

1981年11月16日，我与陈伯达前秘书王保春、王文耀同往，由公安局的王申、萧清河等同志相伴，乘坐一辆面包车，抵达中南海西苑门内的中央警卫局一库房，取回了之前返还的陈伯达衣物被褥等生活用品。其中，部分物品尚可继续使用，而有些则破损严重，已无修复价值，只得作为废品出售。

衣物中除了夹有两本袖珍本《毛泽东选集》和几册《毛主席语录》外，陈伯达过去花费大部分工资和稿费陈先生仅将建国初期所获得的稿酬保留自用，自1958年起，所有后续的稿酬均无私捐赠给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陈平生所购之书，竟无一在架上。他选购的书籍，主要集中于学术著作，同时亦收藏了诸多古籍与碑帖。碑帖虽被誉为文物，然而在当世却鲜有人关注，陈平生对此深感忧虑，担心碑学之传承将日渐式微，因此倾心搜集。至于字画等艺术品，他也偶尔有所购置。若以总数来计算，陈平生所藏文物与昔日弟子田家英所拥有的超过一千五百件的真品藏品相较，无论是藏品数量还是价值，都远远不及田家英的藏品，不过是其藏品的一小部分而已。

陈伯达在获得保外就医的机会后，每日沉浸在读书与写作之中。然而，鉴于往日藏书去向成谜，书籍的来源便成了亟待解决的问题。他首先委托熟识的同志从相关部门借阅了一部分书籍，随后，他更是从每月100元的生活津贴中省出了将近三分之一的金额，专用于购置新书及订阅各类报刊。直至1983年2月，他的生活津贴上调至每月200元，这才使得购书的开支显得相对宽裕。

03

首先，众多资料表明，在日新月异的世界新技术浪潮中，电子技术扮演着举足轻重的核心角色。其发展程度不仅深刻影响着各工业领域的技术水平，更对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进程产生全局性的影响。鉴于此，我们建议国家对此给予高度重视，加快电子技术的发展与普及，并着手对现有企业的陈旧技术进行改造升级。

其次，我建议将工时缩短，将现行八小时工作制调整为六小时，或将每周六天工作制改为五天。这一举措不仅能够提升工作效率、丰富工人的休闲时光、拓宽社会就业渠道，更重要的是，它为工人提升文化和技术水平提供了宝贵的学习机会，使他们能够更好地适应工业新技术的不断进步。

建议发展中小城市和乡镇企业。当时称社队企业为了遏制大城市无序扩张，缩小城乡与工农之间的差距，以及减轻工业带来的污染问题。

在哲学领域，陈伯达于1982年创作了《黑格尔反对绝对化》、《科学·假设·实践》以及《认识的渐变与突变——从〈坛经〉窥见中国佛学中的顿悟与渐修两派》。此外，他还撰写了一系列文学评论，其中早期作品包括《〈石头记〉中的一则公案》、《读〈儒林外史〉随感》以及《求知之难——读〈西游记〉有感》等。

陈伯达在保外就医的初期，有一条与胡耀邦为总书记的中央书记处联系的渠道。他写作的文稿被直接送交胡耀邦、胡乔木和书记处政治研究室。胡耀邦并多次对他的写作有过具体的指示，例如胡耀邦曾提出：“陈伯达不要老写读书笔记了，可以就中国近代历史中一些重大的问题，写些可以对后代起教育作用的东西。”但陈伯达认为当时研究经济问题更迫切，就没有及时采纳这一建议。

“相较于撰写回忆录，更有价值之事亟待去做。时光荏苒，晚霞虽不及晨光绚烂，却也非晚。我无意虚掷光阴，亦不敢置国家大局于不顾。诸多事宜，我一人默默承受便足矣，我所关注的，并非个人名誉，而是我国未来的发展。”

种种错综复杂的因素，导致陈伯达自1984年夏季起，与中央的联系渠道已彻底中断。

04

1981年下半年，中央对陈伯达的特殊政策执行情况，曾在内部高层领导阅读的简报中进行了通报。周扬，作为推动这一政策实施的关键人物之一，对陈伯达的境遇表现出了特别的关注。大家知道，周扬是文革初期最早遭受打击和迫害的领导人之一，而陈伯达也曾公开对周扬进行过批评。那么，周扬为何会坚持对陈伯达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呢？随着时间的发展，一些历史档案或许将不再保密，那些被表面现象所掩盖的真相或许将逐渐浮出水面，届时人们或许能够理解其中的原因。在此，作者仅陈述历史事实，不做任何解释。

即便实施了有所区别的政策，陈伯达在晚年依旧主要处于与外界隔离或半隔离的状态。任何希望与其会面的人，都必须获得公安部门的许可。唯有他的两位前秘书——王保春和王文耀，被准许定期进行探望。值得一提的是，王文耀曾在五十年代在周扬手下任职，与周扬关系颇深。

1982年4月22日，星期四，距离五一劳动节的假期仅剩一周。傍晚时分，王保春与王文耀一同前来看望陈伯达。王文耀提及，他不久前曾拜访了周扬，得知周扬愿意与陈伯达见面，然而周扬本人却因不便主动提出。于是，陈伯达便通过王文耀向公安局提出请求：希望能与周扬见面，并请公安局向上级汇报，若获准，则由公安局安排会面的具体时间和地点。公安局方面当日回应：经请示上级并联系后，同意安排见面，约定于当晚七点在周扬家中会面。翌日，即1982年4月23日，星期五，对于陈伯达晚年那清寂的生活而言，无疑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日子。傍晚六点半左右，在公安局萧键和老岳的陪同下，陈伯达乘坐警员高英魁驾驶的轿车，前往西单西绒线胡同附近的周扬住所，履行了这场约定的会面。

遵照公安人员的建议，我未能陪伴父亲一同前往，只得在家中耐心等待。起初预计，双方交谈两个小时便足够了，毕竟周陈二人年事已高，长谈会令人疲惫不堪。然而，夜幕降临，时间已至十点，父亲仍未来归，我的心中不免泛起一丝焦虑。直至晚上十一点一刻，父亲才步履蹒跚地归来，由于时已晚，他未能深入交谈便匆匆休息。

翌日清晨，父亲醒得略比平日晚了一些，享用完早餐后，便向我详述了与周扬的会面经过。他提及，周扬的居所昔日乃黄炎培先生之宅，是一座宽敞的四合院；双方的交流是在会客厅进行的，与会者总计四人，包括他自己和周扬，以及周扬的妻子苏灵扬，还有周扬的秘书谭小邢；而陪同前来的公安人员并未参与此次会面，他们则在另一处房间内休息。

陈伯达曾向我述及他与周扬的对话细节，我对此进行了简要的记录。

陈伯达对周扬谈到做中央文革小组组长时说，周总理找我谈话三次，要我当组长，我都拒绝了。最后周总理说：“你是共产党员，难道中央不能安排你的工作吗？”他这样说，我无法再推辞，只好当了。至于排第四位，开始调整常委的名单就是把我排在周总理后面，我不同意，找到主席，说无论如何不能把我排在那样前面。主席拿起笔来把排在最后一位的陶铸同志的名字勾到我的名字前面，对我说：“你看这样行了吧？”打倒陶铸同志是后来的事。

“我曾救过毛主席！”起初我被关押的环境十分恶劣，但或许是我的话传到了上级耳中，几天后，我便被转移到了三层楼上的房间，生活条件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陈伯达向周扬坦言：“我之所以倒台，实因与江青之间的矛盾所致。在庐山，我亦曾与周总理交流过此事：江青不止一次意图远离主席之位……至于林彪，我未曾提及他担任国家主席之事，我所提议的，乃请毛主席出任国家主席。”

05

五一节落幕之际，市公安局精心策划了一场春游活动，这是陈伯达十余年间首次得以与众多人群共赴春日之约。春游之地定于京城西郊的香山。然而，让我与父亲略感遗憾的是，公安局并未允诺我同行。自此，我方深知，除了陪父亲前往医院就医之外，他的任何外出活动，我都无法参与其中。

即便如此，陈伯达在春游之际，情绪依然高涨。当日的气候恰到好处，天空中飘着轻柔的云朵，卷舒自如，郊外的微风轻拂，令人心旷神怡。公安局的萧清河提到，老人边走边歇，最终爬到了香山“鬼见愁”的半山腰。途中，他还遇到了一位热心的游客，两人畅谈甚欢。当那位游客得知他已经78岁高龄，不禁竖起大拇指，对他表示由衷的敬佩。

概而言之，1982年对陈伯达而言，是自其倒台以来心情最为愉悦的一年，同时也是他写作热情最为高涨的一年。在这一年中，他几乎每隔不到一个月便完成一篇文稿。而他那些探讨文学问题的稿件，也如他所愿地被呈送给了周扬审阅——这些信息，我们都是在事后才得以知晓的。

岁月如梭，转瞬即至初冬时节。回想起11月某日，王保春与王文耀再次造访陈伯达。二人刚刚落座，尚未及寒暄，王文耀便从提包中取出了一本三十二开本的印刷品，递至陈伯达面前。原来，这是一本于十月十日发行的《读书》杂志第十期，其中收录了陈伯达于5月22日撰写的文章。文章题目为《求知难》，而原文副标题“记读《西游记》”并未呈现，署名则采用了“纪训”这一笔名，而这笔名早已出现在原稿之上。

陈伯达曾言，在诸多国家，狱中撰写不涉及时事政治的学术文章并获得发表，并非罕见现象。回顾解放前，陈独秀因国民党政府之判刑，自然也丧失了公民权。然而，他在狱中所著的《实庵字说》、《老子考略》等文，曾于《东方杂志》得以刊载。

06

1983年9月的初秋，一场突如其来的寒风过后，陈伯达的腿疼症状急剧恶化，以至于几乎完全丧失了行走能力。迫于无奈，他只得向公安局申请协助安排住院治疗。在那个年代，住院需经过繁琐的程序，层层上报审批，往往需要漫长的等待。陈伯达意识到自己的身体状况日益恶化，便希望能在等待期间与周扬进行一次会面，于是他向公安局提出了这一请求。数日后，公安局给予了答复：周扬表示愿意会面，同时医院也已安排妥当。他们的建议是，先进行治疗，待病情稳定出院后再与周扬相见。陈伯达对此表示了同意。

不日，陈伯达便被安置于北郊的解放军二六二医院接受治疗。

10月下旬，媒体开始公开指出，对周扬在五月份就异化与人道主义议题发表的言论进行批评。在此之前，尽管学术界对这一议题持有诸多分歧，争论大多局限于学术范畴，以讨论的形式展开。然而，随着批评的升级，这一争论被定性为对社会主义的否定。

陈伯达感到事出突然，回想起周扬所面临的困境，他不禁怀疑是否因自己的交往，无意中给周扬带来了麻烦。于是，他托人带去了口信，建议将两人下次见面的时间无限期推迟，以避免给周扬带来困扰。周扬对此表示赞同。半个多月后，父亲出院了，然而，周扬却不久后病倒了。

1984年秋季，陈伯达亦因薄一波在大连所发表的意外讲话引发的震荡，健康状况急转直下，不得不入住卫戍区二九二医院。自此，周与陈二位均陷入新的逆境。尽管二人所面临的困境性质与严重程度各有差异，且当时的地位差距甚大，但他们似乎并未将这些放在心上，依旧频繁地派人互相致以问候。

得知周扬陷入长期昏迷，陈伯达心情沉重，遂委托与周扬交好的王文耀向苏灵扬传达他的挂念。苏灵扬感慨万分，情绪不稳地回应：“他自己的处境也颇为艰难，却还牵挂着我们。记得前些年情况尚可，怎料如今竟会恶化至此？”众人听闻此言，纷纷抒发对现状的不满。

陈伯达曾对我说：“在陈独秀受审之际，其早年留日的同窗章士钊挺身而出，为他进行辩护。章士钊当时声望颇高，敢于为国民党的对头陈独秀仗义执言，实属不易。及至陈独秀入狱，胡适等人亦曾前往探望。而今革命已取得胜利，人们却纷纷在困难面前六亲不认，此等风气实为不端。因此，我们应当感激周扬，以及那些发表我文章的同志。”然而，岁月对陈伯达与周扬的恩赐已所剩无几。

07

1988年9月27日，陈伯达因前列腺肥大导致的急性尿潴留而入住朝阳医院接受治疗。进入十月中旬，鉴于保守治疗未能取得效果，医院决定对其进行手术治疗。正当手术准备进入关键阶段之际，陈伯达服刑的18年刑期——10月17日——如期届满。公安部随即决定，在病房内举行一个简短的释放仪式。

“他们应该已经抵达，不必心急，还需稍作等待。”

逾半小时，仍未见有任何动静。陈伯达显得有些烦躁，他感慨道：“我已年过八旬，如今被困至此，不知他们究竟要弄什么玄虚，实在是索然无味。”我遂宽慰了他几句。

“能否请他们加快速度？老人的病情较为严重，如此久候，恐怕他的体力难以支撑。”那名年轻人稍作迟疑，随后应允去催促一番。大约九点四十分，一位身材瘦高的公安部领导人在萧键和王浩书记的陪同下，缓缓步入现场。还有几位不熟悉的面孔，各自手提一把椅子，紧随其后。

狭小的病房不过十平方米大小。除了那位领导独占沙发外，众人只得依次坐在木椅上，甚至有些人不得不将就着坐在敞开的门旁。

“别拍了！别拍了！我这把年纪，都快走到生命尽头了，还有什么值得留影的呢？”年轻人略显尴尬，却还是在老人没注意的时候悄悄地拍下了两张照片。而那台录像机并未发出声音，老人并未察觉到这一幕。

“这位是公安部于副部长。”（历经漫长的岁月，我才恍然大悟，原来他就是自九大以来连续多届当选中央委员的于桑。）“您方才提及什么？还要额外加刑5年吗？我告诉您，无论是再加8年、10年，甚至100年，我都愿意接受，悉听尊便！”于副部长略显尴尬地回应：“老陈，今天本应是您喜悦的时刻。”陈伯达则说：“我今年已经85岁，又身患重病，已是命不久矣，有什么值得高兴的？再让我服刑5年，我是不可能再活那么长时间的。”

萧键面对谈话的僵局，显得有些手足无措，手中玩弄着一张释放凭证。我好奇地询问：“上面写的是什么内容？”萧键回应：“哦，没什么特别的。”接过凭证仔细一看，发现上面仅标注了释放日期，并未提及任何附加刑罚。这显然是于副部长有意强调附加刑，他似乎并未考虑到这位垂暮之年的老人心情。这位老人无疑是当时中国最年迈的囚犯。

08

陈伯达浏览了手中的释放证明，目光缓缓上移，语气沉重地说：“我们中华民族，我们中国人民，历经了多少磨难与坎坷！我自身不过是尘埃一粒，无论怎样处置，都无足轻重。我如同蚁虫，任人践踏，任人处置，无论何时结束，都无所谓的，一切顺其自然吧。”于副部长质疑道：“你不是倡导唯物主义吗？怎么还迷信天命，宿命？”陈伯达举起右手指向天空，回应道：“天意即党的意志。所谓的听天由命，实则就是听从党的安排。”于副部长点头道：“哦，原来是这样，是听从党的安排。”

陈伯达稍作喘息，接着道：“但有一事，我必须提起。那是在1948年的阜平，国民党飞机突然轰炸，我耳畔传来飞机的轰鸣声，我拼命奔跑，一路狂奔。抵达毛主席的住所后，我急切地告诉他，飞机就在头顶盘旋，务必立刻撤离，务必迅速。我目送毛主席及其一行安全转移，方才离去。那时，飞机的炸弹纷纷落下，炸裂声不绝于耳……”我听至此处，心中一阵酸楚，难以自抑，失声痛哭。室内顿时陷入一片沉寂，良久未曾散去。我拭去泪水，轻声表达了几句希望之词。

萧键对陈伯达被分配至北京市文史馆的事宜进行了阐述，随后起身向大家介绍了该馆的书记兼副馆长徐世正、办公室主任范国慧等主要人员。徐世正代表文史馆发表了简短致辞。仪式圆满结束后，两名负责录像的公安局工作人员走过来与我握手，同时解释道：“抱歉，我们对此事并不知情。”

09

岁月流转至1989年。在“何堪老泪交流日，多是秋风摇落时”的感伤之中，1989年7月31日，周扬同志离我们而去了。8月，陈伯达先生虽手颤无力，仍以颤抖的笔触写下了深情的挽词：“创延安鲁艺，育一代桃李。悼念周扬同志 仲晦 1989年8月”。周扬同志的亲属在收到这份沉痛的挽词后，即刻回书以表哀思。

一个多月后，即9月20日，陈伯达不幸与世长辞。领导部门作出指示，要求低调处理其身后事。然而，即便如此，仍有数十位曾与陈伯达有过交往的人士，在听闻噩耗后，自发前往殡仪馆，向陈伯达的遗体告别。哀乐悠扬，众人泪如泉涌，哭泣声传至室外，惊动了过往行人。据传，此类场面在近年实属罕见。其中，几位特地从家乡赶至北京的亲戚，因当年特殊状况，在天津受阻，无奈只能中途折返。北京市文史馆的书记、副馆长以及办公室人员，北京市公安局的多位干部，朝阳医院的医生，中新社及香港大公报的记者，均参与了陈伯达的告别仪式。作为唯一官方机构，北京市文史馆向陈伯达送上了花圈。